图:林迈可(左)李效黎(右)和他们的女儿在延安 

　　英国人林迈可1937年12月来到北平，执教于燕京大学。次年，他受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的影响，几次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肖克等领导人的接见。

　　林迈可从抗日根据地回到北平后，开始秘密为八路军购买药品和无线电零件。为了安全，他请导师班的学生李效黎将商品的使用说明书翻译成中文，再与物品分开交给我地下交通员。李效黎在太原女师附中就已参加了抗日活动。初三毕业那年，国民党太原政府决定逮捕包括李效黎在内的一批爱国学生，幸好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冀贡权是李家的朋友，在军警动手之前，他亲自上门报信儿，李效黎才逃出太原，不久后被燕京大学录取。

　　1941年6月，李效黎在经济系修完学业，与林迈可在未名湖畔举行了露天婚礼。李效黎出生在一个世代军人家庭，她的祖父因在满清做过将军，成了山西离石的大户；其父毕业于保定军校，退休前曾任傅作义的参谋长，日军进入北平后，他避居天津，直到女儿结婚才回到北平。

　　林迈可则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祖父是历史学家；他父亲是哲学家，被英皇封为男爵。

　　而这一年，日军大举进犯我晋察冀边区，根据地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对药品和无线电零件的需求量很大。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一次次地往来于北平、燕京大学与西山之间，为根据地购买和运送物品，而每一次，他们都将急需物品等带在身边，准备不得已时随前来接运物品的游击队员一起上山。

　　12月8日清晨，李效黎起床后和往日一样收听设在上海的英国华语广播，但听到的却是同样在上海的德国电台正在报道美日两国交战的消息，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立即从家里冲出来，驾驶司徒雷登校长的汽车，装上早已准备好的物品，与李效黎、英籍教授班威廉和夫人克兰尔一起逃离燕京大学。1942年新年过后，他们被我游击队安全护送到平西根据地，再次见到了肖克司令员。

　　抗战时期，我八路军比枪支弹药更急需的是电台和无线电技术人员，林迈可夫妇正好可以派上用场。聂荣臻司令见到林迈可就问是否愿意留在他的司令部任通讯部技术顾问，林迈可一口答应。因为没有教材，他给通讯部技术人员授课时是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开始，并自己组装收发报机。李效黎也在通讯部教授英语课，尽管当时英语已被广泛用于传输信息，而我军却还在使用4个汉字为一组的数码，几句最简单的基本用语，报务员也要依靠电码本花几个小时才能译出，而使用英语就容易得多。

　　林迈可在根据地发现，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没有任何国际联系渠道。1944年初，他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提出到延安，帮助我党建立与美、英等同盟国的无线电联系，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中央的同意。当年4月，林迈可一家跟随一支去陕甘宁边区的训练团从晋察冀根据地出发，西渡黄河，一个月后抵达延安。

　　到延安的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在黄华的陪同下看望了林迈可夫妇。几天后，中央交际处处长金城告诉林迈可，毛泽东将在杨家岭接见并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晚宴。当时从前方来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住在杨家岭。

　　会见在周恩来杨家岭的住所进行，林迈可1940年在重庆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时曾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他很早就知道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是中国共产党最出名的妇女界领袖之一，这次却是初次见面。林迈可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夫妇的背后，圆圆的脸，一对犀利的眼睛，还有那一头浓浓的黑发，和我们在前方常看见的画像很相似，使我们有些一见如故的感觉。他亲切地和我们紧紧地握手，对我们来延安的长途跋涉表示亲切的慰问，并且特别问到了小爱丽佳的健康。他说延安的安定环境，会对她恢复健康有利。”

　　不久，林迈可就接到朱德总司令亲笔签署的八路军无线电顾问的聘书，李效黎则被安排在交际处做翻译。那时，延安没有标准时间，各单位或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或使用华中标准时间，而延安边区政府则在院里装了一个日晷，以太阳移动为作息时间。中央还在《解放日报》发布公告:规定延安标准时间一律以延安边区政府大院的日晷为准，当时的理由是日晷的误差对地里劳作的农民没有任何影响，还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

　　没有人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公开提出异议。但也有人私下表示疑问，因为凡是和外界联系的电台，都要使用当地时区电台(站)的时间表，而日晷不能与外界的标准时间保持一致。只有林迈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据我所知，如今社会都已实行标准时区，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实行太原时间，共产党当然不愿效法一个军阀。”他还说明了使用日晷为标准时间的种种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