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新的红色根据地。从此，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便成了中外各方人士瞩目关注的焦点。

　　说到新闻记者访问延安，最常记述的、人们记忆最深刻的，一是1936年10月下旬，斯诺作为第一个在陕北苏区采访了四个月的外国记者。一是1937年2月之初，冒着风雪，踏破关山，深入肤施，与毛泽东在窑洞里作竟夜谈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美国人斯诺，后来写了一部名世之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范长江归来出了一本《塞上行》刊行，脍炙人口，洛阳纸贵。内中收入有《肤施人物》一文，介绍了毛泽东、张闻天、刘伯承、罗瑞卿、廖承志、林彪等中共人物。所谓之“肤施”，即延安的老地名。

　　其实，在抗战八年中，重庆的报馆，派出记者，远赴西北，进入延安采访，不但有过，而且是三次，一是重庆《新蜀报》记者温田丰访延安；二是重庆《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一行访延安；三是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访延安。

　　1937年冬，温田丰由上海，转武汉，经西安，进入陕北。于1938年1月14日抵达延安。在延安，温田丰代表重庆《新蜀报》进行广泛采访，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四度通信。

　　在采访与通信之中，毛泽东以幽默而通俗的话语，肯定地答复道：“只要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抗战必然胜利！”对于温田丰撰写的延安通讯文稿，毛泽东作了仔细认真的检阅，对文中对他个人作的多余描写也作了删除。毛泽东还挥毫落笔为重庆《新蜀报》题写了一张条幅，大意是：发扬民气，建设新四川，造成抗日战争的有力根据地。

　　在温田丰的请求下，毛泽东乘兴挥笔，在宣纸上又为重庆来的温田丰写下一段题词：“用一切努力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温田丰写成的《延安通讯》、《毛泽东的印象和谈话》等文章，首次在重庆报刊向重庆读者介绍陕北的风貌，及中共领袖的风采。

　　1939年6月，全国慰劳总会组织两个慰问团，从重庆出发分赴各个战区，慰问前线抗日将士。是年9月初，重庆《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中央社》记者刘尊祺、《扫荡报》记者耿坚白，随西北慰问团来到了延安。并于9月9日晚，在边区政府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千余人的欢迎会上，首次见到了毛泽东。

　　9月16日下午，毛泽东特地在交际处窑洞中会见来自重庆的记者，接受了采访、回答了提问，在谈完“全国人民，各个党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题外，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事后，重庆记者访延安的内容，由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发到香港、南洋的几家华侨报纸刊登了，一时震动中外。毛泽东与三记者的这篇一问一答式的重要谈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1944年5月17日，重庆新闻界组成中外记者团去延安访问，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团采访。归来后，赵将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延安的所见所闻，从1944年7月30日起陆续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发表，轰动一时，反响极大。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延安一月》。

　　《延安一月》是继《西行漫记》后的又一本在国统区介绍共产党的书籍，赵超构因之名垂一时。这才有了《新民报》“三张一赵”之说，享誉山城，名震报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