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沐着公司领导的深切关怀，籍着相关部门的精心安排，公司弘扬延安精神中层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一行25人，来到了那屹立在黄土高原之巅、滚滚黄河之滨的延安──这个我神往已久的圣地，开始了一群当代共产党人的寻根之旅。

　　几天来，我们顶着西北的骄阳，奔赴一个个教学现场：从宝塔山到凤凰山，从杨家岭到王家坪，从枣园到纪念馆，从七大会址到六届六中全会会场，从抗大到鲁艺，从白求恩纪念馆到张思德雕像，从中央军委礼堂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我们踏着伟人的足迹，穿透时光的隧道，在那厚重的黄土地上，在陕北的山山谷谷，沟沟峁峁间追逐、寻觅……

　　我们认真倾听每一个故事，仔细端详每一帧照片，深情触摸每一件实物，感受伟人的高瞻远瞩，领悟群众的深情厚谊。整个过程，不乏感慨感动，不乏慷慨激昂，但总觉得这儿的氛围似乎和井岗山不同，都是革命圣地，都是教育基地，究竟是什么不同呢？我陷入了沉思……晚上躺在床上，浮现在眼前，萦绕在耳畔的，似乎更多的是大生产的轰轰烈烈，鲜花送模范的热热闹闹，黄河大合唱的磅礴，绣金匾的深情，东方红的明朗，就是仅有的胡宗南大军压境的阴云，也立刻被延安军民“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呐喊声和保卫延安胜利后震耳欲聋的安塞腰鼓声以及随鼓腾起的滚滚黄尘湮没、消逝……我蓦地明白，这儿的确和井岗不同，这里没有井岗那样的悲壮、惨烈和苦痛，有的是更多的丰收、成功和喜悦！

　　是的，从1935年10月19日红军长征到达保安县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中央从吴堡县川口镇离开延安向西柏坡挺进，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就是一个我党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挫折到胜利，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十三年！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浴血奋战的28年中，以1935年到达延安为线，正好被均分为前后两个14年。前一个14年，我党刚刚建立，处于幼年时期，从党的建设到军队建设，再到早期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都没有成熟的理论，可取的经验作指导，导致的就只能是政治斗争和军事交锋的胜败参半，甚至是几度出现几乎被灭绝的危局。而后一个14年，我党我军却因在延安落脚，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流动作战的状况，取得了一个相对稳固、和平发展的基地和时期，我党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进行了全面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空前的全盛时期，为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我党建党、建军甚至是治国理政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方法体系、经验体系。

　　我的延安之行就是为了寻根的，寻找我党胜利的根源，寻找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我党的一些理论、制度、经验、做法，甚或是一些提法的根源。

　　几天的学习和思考，我确信我找到了我所要的。

　　加强党建乃百业之根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过去是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现在是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严治党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重视党的建设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能够取得政权、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之一。党建乃百业之根！

　　毛泽东主席历来重视党的建设。早在秋收起义，上井岗山之前，在三湾改编中，他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把支部建到连上，团以上设立党委，并坚持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引导战士，改造从旧军队投诚过来的部队和收编的农民武装，建成了坚强有力的红四军。并从军队中派出得力的党建工作者，迅速恢复或新建党的地方组织。军队和地方党的工作均全面展开。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展开，根据地面积日益扩大，多次挫败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岗山根据地的“进剿”、“会剿”，并取得了以龙塬口大捷、黄洋界大捷为代表的一大批辉煌战果，把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推入全盛时期。在大革命失败后，把中国共产党从灭绝的边缘拖了回来，也为党的建设的奠基抛入了第一铲土。

　　延安时期，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利用难得的和平、稳定良机，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把我党建成了一个制度健全、思想成熟、实践成功的大党，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也为我党的建设创造了理论，积累了经验，形成了机制，为党的建设立下不朽的丰碑。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突出地抓了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组织建设。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时，我党只剩下区区1.4万人，到1945年七大召开时，我党已拥有党员121万，到建国时更是扩大到448万之众。二是思想建设。面对敌伪顽灾的严峻考验，面对高层领导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地位及具体策略的认识上的分歧，尤其是面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威胁，面对日益扩大需加强教育、管理的党员队伍，面对皖南事变及苏德战争爆发的严酷现实，1938年10月至1944年5月，我党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延安整风运动，成为了与五四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的中国二十世纪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长达六年深入的整顿使我党实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传统，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优秀骨干，形成了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建、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等珍贵的系列历史经验。

　　毛主席长期从事党建工作，是有名的党代表、毛委员，甚至在战功赫赫的朱毛红军中，军长也是朱德，毛泽东则是以党代表的身份，发挥着重大作用的。1939年延安整风期间，他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要求。而对党建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的不仅是他老人家。翻开领袖们的履历，你会惊奇地发现，邓小平也是长期从事党建及思想政治工作的，他在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刘邓大军中也是政委，而之前之后他还长期担任各级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太行分局书记等职。小平退休前，在对新班子作交待时，就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只会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总书记，也曾当过基层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之职，并在充分认识了党建重要性的基础上，于1994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号召，专门用一个中央全会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出台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早年在清华学习、工作时也任政治辅导员，后到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从事共青团工作。他也致力于党的先进性及执政能力建设，把党的建设放在一个相当高的地位。四代领袖，都长期从事党建工作，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具有清醒的认识，因他们深谙此道，并精于此道，才使他们能以党建带百业，建立卓越功勋，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核心。

　　反观历史，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挺进时，仓惶中的蒋介石，急命人找来延安整风中中共的三个关键文件，要求就以此为指导对国民党进行一次整顿，以求挽回败局。可惜他对党建的重要性明白得太晚，他的政党早就成了一个官员腐化堕落，大部分人痴迷于用不正当手段升官发财，无人忧党忧国的政党了。他只能悲悽地离开故园，离开这片自己亲手统一的土地，偏安一隅，独自品味着种种酸楚和无奈。一到台湾，他不甘不明于自己的失败，立即成立中央研究院，认真研究中共成功的经验和自己失败的教训，听取研究人员的种种结论后，1950年2月2日晚，他在日记中慨然写下,之所以失败，乃因长期“专力于军事，忽怠于党事”。所谓军事也即专业，所谓党事也即党建……

　　独立自主乃立业之根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而这一原则的确立则是始于延安，始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

　　延安十三年虽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时期，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的风险。随着抗战的推进，日军开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陕北的压力，渐渐地把进攻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1938年到1941年的三年中，对延安的轰炸多达16次，延安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毛主席就亲自说过，“其实1938年是我们损失最大的一年”。另一方面，虽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两党间摩擦不断，光有记录的摩擦就多达2000余次，最严重的一次就是1941年春的皖南事变，我军9000多人中有6000多人被国民党军残忍围歼于皖南密林。两党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断绝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供给，以及对中共中央的财政支持，还对延安进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一时间，我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甚至到了主席所说的：“饿死解散的地步”。

　　面对严峻形势，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风衣足食”，在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所有人员，包括中央领导甚至是五大书记，都有交粮、纺线任务。主席就在杨家岭的窖洞旁开了一块菜地，亲自浇水施肥。周总理也亲自纺纱，他纺的纱又细又匀，在延安举办的纺纱大赛中，获得优秀表彰，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央领导。而边区的军民则更是甩开臂膀大干一场，上自70岁的老婆婆，下至7岁的小女孩都在纺纱，为边区的独立自主和丰衣足食贡献自己的力量。张思德同志本来是中央警卫团的，烧炭就是为了完成大生产任务，而他在大生产中的另一个绝活就是打草鞋，打得又快又好，但总给别人穿，自己都不舍得穿，总打光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边区军民真的实现了丰衣足食，仅一年就自产粮食37万担，是征收百姓粮食最多的1941年20万担的近两倍，不仅不用再征粮，而且还有赢余，极大地减轻了人民负担，融洽了党群关系。

　　在南泥湾，战士们破天荒地开垦出了陕北有史以来的第一块稻田，吃上了自己种的稻米，把南泥湾活脱脱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看到当年为迎接主席的到来，由每连凑两个菜拼成的宴席照片时，我们都惊呆了，各式菜肴琳琅满目，围着地上摆了好大一片，和今天的盛宴相比也毫不逊色。讲解员告诉我们，当时物资的丰富已达五人一头牛，两人一只羊。独立自主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当时的严重困难，使我党从饿死解散的困境中走出，粉碎了敌人剿灭我党的阴谋，更重要的是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思想萌芽于大革命，发扬于井岗山，成熟于延安，毛选159篇有112篇完成于延安，占全部著作的70%，独立自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确立下来的。而更早的革命的成败则从另外的角度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惨遭国民党迫害，全国共有10万军民被屠杀，党员也由6万锐减到1万，几近灭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完全丧失独立，失去合作中的领导权，更可怕的是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当合作破裂时，就只能束手就擒。毛主席吸取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队。

　　抗日战争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分子，再一次犯错，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坚持在合作中，完全听命于国民党，要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此毛主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对国民党既要合作，又要相对独立，很多事应讲策略，做到“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主席为此，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人生经历三落三起之后，又一次面临挑战。但他最后胜利了，并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独立自主的原则一经确立，就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就是在建国后，我们也因这一原则的运用，而经受住了苏联老大哥撤走专家，卡我们脖子的考验，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的胜利。而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但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别人死守核心技术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任何时候独立自主都是我们的立业之本！

　　人民群众乃成业之根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个活的灵魂。而这一路线的确立也几经波折。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主席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从此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的宗旨，传承至今。

　　延安时期的党群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打开历史的画卷：1946年元旦，劳模杨步浩（音）带领乡亲们敲锣打鼓给主席送来了“人民救星”的金色牌匾，并由此传唱出了至今仍家喻户晓的《绣金匾》，这为当时的党群关系作了最好的注解。画卷这端，主席在枣园，正笑呵呵地对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说：“我也是你的村民嘛，你开村民大会也要叫我嘛，我要参加你们的会！”。画卷那端朱总司令，正坐在田埂上，一位老农，把烟斗从嘴上取下，用满是泥土的手抹了一把烟嘴，递过去，朱总司令笑眯眯地大口吸了起来。好一幅和谐的画面，好一个动人的场景！

　　然而我们的党群关系并不是一来就这么好的。当时的延安人才云集，来了大批革命青年，有文化的20万，光是高级知识分子就5万，吃政府“皇粮”的多达6万，人民的交粮负担日益沉重。尤其是日军三年的轰炸，皖南事变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后，党的财政陷入困境，人民的负担更重了，1941年空前地征收了20万担粮食。老百姓开始埋怨了。一位妇女因丈夫去逝，家中五个小孩，两个老人加自己，一家八口的公粮都要由她一人完成，因不堪重负，天打雷下雨时，她竟愤愤地说：“雷公怎么不把毛泽东给劈死呢！？”。工作人员把她抓了起来，送到主席跟前，主席听完她的陈述后，没有怪罪她，却陷入了沉思。很快由主席倡导的党政机关的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就全面铺开！中央更加注重对百姓的关怀了，主席一再强调：要给老百姓看得见的利益！得知，延安某村的妇女不生孩子的事后，主席亲自安排科学工作者实地查看，当发现是水源问题时，就立即解决，很快妇女们就能生孩子了，群众感激不尽，因为党解决了他们最重要、最关心的传宗接代问题。直到今天，当研究人员到村，问起这事时，当年出生的那批娃，今天仍然健在的老人们仍津津乐道于这段陈年往事，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仍不禁溢于言表。当看到延安的文盲率高达99%，村里的半大小伙子，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时，中央决定拿出资金投资建校，供人民学习，正如当年的一位领导所说：“我们是很困难，但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用财政的1/4办教育的政府”，人民识字了，有文化了，生活有了更多的希望和底气。因日军的轰炸，医院搬走，百姓看病很困难，主席要求中央机关卫生所向百姓开放，乡亲们完全免费看病，很满意……

　　正是这样的努力使党和人民的心紧紧相连，也正是这一份深情，使我们的人民用生命死死护着这个属于自己的人民政权。1947年3月胡宗南在100架飞机的护佑下率25万大军向延安扑来，发誓要消灭党中央、消灭我军主力，中央被迫转战陕北。一次，在一户老乡家刚住下，男主人认出了主席，兴奋地说：“您就是毛主席！？”，主席说：“我不是毛泽东，我是李德胜！”，而身后墙上就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实际上男主人是劳模，受表彰时，听主席作报告，亲眼见过主席，听此言，他也不吭声，哼着小曲给主席做饭去了。在安塞王家湾时，敌人通过追踪发报信号，已迫近村子，主席几乎无路可走，但一位老乡冒险带部队从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脱险，当在不远处的山头回望村子时，带路的老乡正在自家院中被敌人残忍地一个个剁去手指，总理一怒，下令一个连回去解救，但同行的任弼时同志按住他的手，理智地摇了摇头。转战陕北的一年零五天中，中央行程千余里，经12县，住37村，大大小小遇险20余次，但始终没有一个老乡向国军告密，相反我们对敌人的行踪却了如指掌。当初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胡宗南气急败坏地在延安的山山水水间折腾了一年多，硬是没能找到党中央、毛主席和我军主力，只能洗耳恭听蒋校长的国骂了。正是这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使我党我军能在危难之际化险为夷！

　　而这当时结下的深情厚谊化为了一种传统，辈辈相传，直到今天。1973年，周总理重返延安，要过河上宝塔山，因没桥，只能涉水而过，车子陷入泥中，无法动弹，闻讯而来的四里八乡的群众，齐心协力把总理和车子抬了出来，总理非常感动，深情地说：“老百姓还对我们那么好，解放这么多年了，百姓过河还这么难，我这个总理有责任哪！”，回京后，即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建议国家拨款，在河上建起了至今仍川流不息的宝塔桥，而延安人民却亲切地称之为“恩来桥”。即便是今天，延安人民也没有忘记当年的这份情，现在延安的每个村都还有党员活动室，墙上都挂着主席像，桌上都摆着每一个党员的学习笔记，歪歪扭扭的字迹，却透着对党无限的忠诚……

　　得民心者得天下。淮海战役指挥者之一的陈毅同志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当年周总理也说过：“是陕北人民用小米滋养了我们！”。在延安时，当有人把良好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鱼水情时，主席却意味深长地说：“水可以没有鱼，而鱼却不能没有水啊！”

　　是人民帮助我们取得了政权，也只有人民才能够支持我们稳固执政！人民乃成业之根！

　　思政工作乃兴业之根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思想就没有正确的行动。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的统一可以焕发无穷的力量，是一切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强大动力。对内可以凝聚力量。延安时期思想教育的威力从整风的成果可以得以证明，而当时抗大的教育也是极好的佐证。作为革命圣地，全国的有志青年云集延安。为把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不同经历，不同背景，不同目的的青年们打造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思想政治教育成了重要法宝。主席到抗大给学生们上课时就说：“你们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树立牢固的理想信念。”。抗大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经过教育的学子们，立场坚定，思想激进，业务扎实，毕业后都在各部队担当重任，抗大毕业生一时洛阳纸贵，成了抢不到手的“香饽饽”。战争年代，没有一个抗大生成为叛徒汉奸。建国后，当年的抗大生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领导，成为一方诸侯，但没有一个出问题，没有一个贪污受贿。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思想觉悟。现场教学的老师说，这就是政治底色打得好！底色？我不禁想起了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早年代表我党潜伏军统，后又代表军统潜伏日军特务机构上海七十六号，联合抗日时和军统的赵子岐结为生死弟兄，但为了我党利益，他不得不瞒着子岐，借助军统力量救出九位重要的共产党人，却无奈地将子岐置于危局，为此他痛苦不堪，他的夫人宽慰道：“你不是说过吗，我们的底色是共产党，关键时刻我们就只能为党工作了！”是的，底色，就是这层牢固的底色，使李侠能在迷茫时清醒，在苦难时坚强，在危难时挺身，在需要时流血牺牲，甚至无暇顾及妻儿的安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抗大的学生，但他的确是从延安来的，延安的成功打底，使他能够独自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奋斗十余年，为延安党中央和上海地下党搭起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而今，中央也深刻认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并专门于2005年分别在井岗山、延安和上海浦东建起三所干部管理学院，对全国处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和革命传统教育，其深远的意义、良苦的用心不言自明。而这也正是公司党委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三度组织中层干部到井岗山、延安学习的根本原因。

　　对民可以得到理解。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一个极大的政治优势，也正是有力的宣传思想工作，使我党能够很快地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当年主席下井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因沿途群众对红军不了解，都躲到深山里，红军进村后找不到吃的，部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主席命令，不得损坏百姓财物，但饭仍是要吃的，要求在老乡家中找出粮食，并留下欠条，承诺以后归还。百姓看到欠条时，都不太相信。一个多月后，红军再次路过，完全兑现当初承诺，要求只可多赔，不能少还，并同时向群众成功宣传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分田到户等政策，很快就得到了群众的信任。红军不同于国军，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的消息不胫而走，人民群众开始大力支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