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黄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姚遂放弃教师工作，领衔政务院行政十三级秘书协助黄工作。一次黄携姚去见毛泽东，毛伸过手来称：“姚维钧女士！”黄姚惊讶毛的好记性，毛说：你的名字好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在黄的办公桌旁，摆着姚的办公桌，每天姚在这里处理来往信件公函。姚是个认真心细的人，1949年开始黄仅给毛一人的信件就达一百多封，而每封信姚都一一抄录。每天的人民来信黄都口述大意，由姚起草答复。大至大政方针，小至失业的人找工作，专业不对口的调工作，黄、姚都尽力协助，以至黄姚死后多年，仍有当初的写信者寄信到我家，继续求助，后来姚维钧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黄炎培一生出了三部诗集，他与姚婚后出版的《天长集》、《红桑》都是请姚作序，里边收入了黄、姚唱和诗。姚不仅擅诗文，且写得一手好字。工余，黄、姚在院子中铺上纸墨，边书写边赏评，共同玩味，视为乐趣。有时也在院中葡萄架下谈诗赋词，不时传出二人的说笑。姚待人宽厚，善解人意，书房里挂着黄前妻的大照片，还叫我们去行礼，黄脾气急，对友人部下有时过于严厉，逢此，姚总是出来宽慰一番。然而在黄严格管教我们时，母亲却从不来“护犊”了。黄、姚生有我们四人，我、两个姐姐（当时，丁年）、弟弟（钢）。

　　1965年底黄去世。姚陪伴黄共同度过了24个春秋，这是黄一生事业的顶峰，是最辉煌又最艰辛的岁月。其间，姚经历了延安归来后，正身怀笔者时特务的抄家，从黄拒参伪国大后的卖字生涯，脱身杀人虎穴北上到参政从政。解放后，姚一方面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对党对事业满腔热忱；另一方面经受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愈来愈‘左’的政治压力。她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心力交瘁，头发几乎全白了。或许是知道老友的心境，六十年代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邓颖超来了，周与黄在客厅里长谈，邓与姚则手拉手在里屋比肩而坐，低声谈着，这是我记忆中他们最后一次来我家。凭着良知与执着，凭着党与友人的关怀，凭着对丈夫的理解、认同与钦佩，姚维钧一直支撑，追随黄，陪伴着黄，虽然为此有荣亦有辱，有得亦有损，但她从来无怨亦无悔，直至文革她成了黄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以一死来做最后抗争之时，都是如此。1968年1月20日，姚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二十余处补丁的棉袄，追随黄去了。

　　八十年代后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我怀念早已亡故多年的父母，写有二诗。《海外念父》：“孩儿西辞故人国，父迹依稀七十年（父1915年曾赴美考察职教）。忠魂傲骨代有续，炎黄子孙今又来。”《海外念母》：“万里行路不胜寒，千卷寻书也堪难。举头月下落凌处，母仍依稀待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