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省的黄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揭开了“延安电影团”创作的最新一页。《延安与八路军》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等摄影。影片拍摄前，袁牧之写了影片的详细提纲。提纲一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表现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如何通过重重的封锁线，纷纷前来延安；第二部分介绍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面貌:第三部分主要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最后一部分则又回到延安，描写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怎样经过学习后，分赴前方各地去工作。影片的主题反映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信念。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为了记录下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团。电影团成立后，马上着手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青年冲破险阻奔赴延安、延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抵达延安的青年学习及开赴各地工作的情景等内容的影片就是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摄影队在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黄帝陵前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

    之后，摄制组深入到延安的各个方面去体验生活，调查研究。在袁牧之搜集资料的时候，摄影师吴印咸带着徐肖冰在延安城各处考察拍摄场景。按照拍摄提纲的计划，电影团拍摄完《延安与八路军》在延安地区的全部素材后，将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拍摄。

    1939年1月下旬，延安电影团即将奔赴华北敌后根据地拍摄前夕，毛泽东邀请电影团主要成员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到他家做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电影团的工作情况，风趣地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专长，将来胜利以后工作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拍摄长征就不可能，没有条件，将来胜利以后你们就有可能拍了。”会见后，毛泽东还留大家在他那里吃了饭。

    1939年1月下旬，电影团成员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晋绥根据地，他们拍摄了贺龙、关向应等人在前线视察，以及一二0师三五八旅活动的许多镜头。在兴县、临县、岚县一带，电影团拍摄了该地区人民群众支援八路军作战的大量资料。拍摄了晋西北地区民兵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情况，甚至还拍摄了地雷和石雷的镜头。

    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聂荣臻建议电影团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模范事迹。为此，摄影队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包括当白求恩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手术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时，吴印咸都及时拍摄。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珍贵文献和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些珍贵资料。于1962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在国内外发行放映。

    1939年12月，袁牧之主持召开了电影团总结会。经过讨论，大家最后决定电影团分为两组进行拍摄:一组由吴印咸带马似友、魏起携16毫米摄影机，深入到根据地最艰苦的平西游击区拍摄；另一组则由李肃带徐肖冰、吴本立携35毫米摄影机，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进行拍摄。

    1940年3月初，袁牧之携带在晋察冀根据地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电影底片，从河北省易县出发返回延安。4月。吴印咸一组回到延安，将拍好的素材交给了袁牧之。鉴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和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袁牧之等人赴苏联之前，毛泽东特意在家里设宴为他们饯行。

    5月4日，袁牧之和冼星海带着已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部分底片及有关材料离开延安，踏上赴苏之路。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袁牧之和冼星海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1940年2月，李肃、徐肖冰、吴本立一组来到了晋东南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拍摄了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高级将领，以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和指战员在前线的活动和战斗资料。4月初，摄制组接到袁牧之自延安发来的电报，催要在太行地区所拍摄的资料。晋东南摄影组在这时已经完成了预定的拍摄任务，按照袁牧之的要求，准备派李肃和吴本立先期将片子送回去。恰在此时，朱德在4月12日接到中央来电，请他到洛阳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朱德决定让李、徐两人随自己一起行动。一路上。朱德不忘关心电影团和那些胶片。快到洛阳的时候，鉴于洛阳是国民党占领区，康克清对吴本立说:“吴同志，总司令让你把影片放在他的文件箱子里，以防国民党特务强行检查随行人员。放在他的箱子里，特务是不敢检查的，这样就绝对不会失落这部分材料了。”5月17日，朱德一行从洛阳乘火车抵达西安。在朱德和康克清的保护下，李肃、吴本立安全抵达西安，把电影底片交给了袁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