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表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茶都喊好了。”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 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二十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脸色像大西北的戈壁一样焦黄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熊大哥，你老了哟！”

    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潮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公民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

    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六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台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

    “狗日的张国焘这一跑，把我们四方面军的弟兄全坑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在城里见到王波（原红三十军九十三师师长，）和李玉兰（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指导员，到延安后被领导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与惨无人道的手段强迫嫁给下肢高位截瘫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徐梦秋，徐后来在新疆做兵运工作时与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同时被盛世才抓捕，徐叛变。李玉兰因这一根斩不断的“红丝线”，毕生受尽坎坷，建国后始任通江县妇联主任，后任民政科副科长，逝世时工资加粮贴仅67元五角），他们对这事也有看法，说不应该由四方面军的的广大官兵替张国焘背这黑帐。”

    我还告诉他，李先念的警卫员刁仕昌如今也只能在土陶店里卖碗。

    熊国炳说：“他总算有个单位，比我好嘛。我在大西北这些年里，啥子‘烂滩’都搞过。”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里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马家军骑兵的包围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十分惨重。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巳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李特、黄超、熊国炳、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两名主帅在危急关头离队而去。无疑会大大动摇军心。但当时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徐向前本来是愿离开大家随陈昌告浩回陕北的，李先念等人也不愿意他走。可长期受张国焘影响，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坚定站在张国焘一边的陈昌浩怒火冲天固执己见，说要回去和中央进行斗争，要追究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后来，徐帅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为自己当时无法坚持意见迁就了陈昌浩（陈在党内的地位比徐高，在红四方面军中也极有威望）坦诚直书，并深感疚愧。而不像有些人那样为自己的失策和错误文过饰非。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两百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他在那里等到伤势稍好，便离去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方知西路军巳全军覆没。
 
    本来，前一年红四方面军还在懋功、阿坝一带盘桓时，他就从由川北跑来追部队的人员中了解到，红军和苏维埃撤出不久，一支国民党军队开到熊家湾，宣布熊国炳是罪大恶极的 “赤匪”头子，当场将他的妻子赵秀兰和两个儿子杀害，弟弟逃走下落不明，父母遭毒打致残，三个妹妹也遭迫害。这消息使他悲痛不巳。如今他又孤身一人流落在戈壁荒原，更是倍觉凄凉。

    后来，能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时间一长，便与道长熟悉了。

    这道长虽不知道熊国炳的真实身份，但看出他心中埋藏着巨大的痛苦，劝说他皈依道门，或者在此地成家立业。熊国炳当然不会改变信仰当道士，但为了生存，他便和一位拖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白玉生结了婚。白玉生开有一家汤面馆，熊国炳入赘后就挑着副货郎担子走街串巷卖杂货，从此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九月酒泉解放，当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巳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五十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他巳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白玉生回通江老家，他也没有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巳经过世，母亲和他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愤愤道：“现在四方面军虽说被弄得黑不溜秋的，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周纯全、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这事这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巳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巳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巳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我俩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那以后，因我怕连累他，没和他通过一封信。

    谁知到了第二年的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我难过得很，初时也想到乡场上的邮电所去拍封吊唁的电报，可想想自己头上戴的“黑帽子”，觉得不妥，也就算了。

    当夜，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叼：“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