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问题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以往许多研究常囿于种种因素，产生片面和不妥的看法。近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对我们全面认识西路军的悲壮历史，弘扬红军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主题延伸
    中央领导同志及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西路军的评价
    ●邓小平：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①
    注①：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1980年,他将《“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李先念研究。根据邓小平的批示，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信邓小平：“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作了如上批示。
    ●陈云：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引自《陈云年谱》（下），第２８２页
    ●李先念：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引自《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江泽民：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引自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５１１-５１２页
    “西路军”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多是建立在个人回忆录(或传记)的基础之上，因此认识水平常常受到作品“主观性”(或“片面性”)的影响，很难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近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以下称“文献卷”)，提供了丰富史料，使我们有可能从一些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西路军问题全貌的认识和理解。
    一、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西路军问题，从时空定位上看，是红军三大主力在完成战略转移(长征)之后，即将进入陕甘宁苏区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最为重要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是发生在红军历史上，若干重要的“转变过程”之中；因此它对后续事态的发展，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有些甚至是带有决定性的。我们可以把这些重要的“转变过程”集中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红军主力即将会师陕北的“转变过程”；二是红军主力（包括相应的军事指挥权）由分散趋向于集中的“转变过程”；三是红军各部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由表面化向实质化发展的“转变过程”；四是国内政局变化的“转变过程”。如果我们把这四点“动态”过程，作为背景来进行观察，可以清晰看出，西路军的战事活动，与此前红军各部队，所进行的诸多战斗相比(无论这些战斗，是发生在苏区内部，还是发生在长征途中)，具有明显的不同点。
    比如，关于执行的作战任务。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是执行中央(军委)下达的战略性任务，即：展开“宁夏作战”计划，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外部援助。这是一个中央谋划已久,指向性很明确、刚性很强的作战任务；同时也是当时红军诸多作战行动所要配合的主要目标之一。参战部队在执行这一任务过程中，可供选择的余地和机动空间都很小；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完全要服从于完成“战略性任务”的要求。这意味着对参战部队而言，要具备更高的军事素养，更强的组织纪律原则，以及更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这与此前红军各部队所执行的诸多战斗任务相比，情况是不同的。
    再如，关于部队的组成。在实行“武装割据”的年代，由于敌人的包围和封锁，以及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红军各部队被孤立在各个封闭的作战区域内，单独进行作战，进而逐渐形成了本地化、群体化和独立性都很强的战斗实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红军长征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变。但带有根本性的改变，还是发生在“三大主力”会师之后。西路军的组成，则成为这种根本性改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西路军是由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部队人员共同组建而成的，其中又以四方面军的部队为主力作战部队(其间，二方面军的部队和陕甘红军，也分别参与了有关作战的配合行动)。这种集合红军主力，采用联合作战方式，组建的作战部队，本身就说明了其所执行的战斗任务，更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特点。这在此前红军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还有，关于指挥作战的方法。西路军作战具有指挥权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到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军事举措，都是由中央(军委)直接下达命令，进行调度和指挥的。透过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方法，其深刻的含义是：中央(军委)指挥系统，开始对红军主力部队执行战略性任务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这在红军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转变，在党史和军史研究中，应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二、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可视为一次“转变历史”的军事失败
    西路军是一次军事性的失败。但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却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在政治上、体制上、观念上，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出红军主力在会师之初，相互之间所存在的隔阂、猜疑、矛盾及纷争等。西路军的军事失败，使这些隐含的、深层次的原因完全暴露在全党和全军的面前，从而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具备了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路军的军事失败是一次“转变历史”的军事失败。这种“转变”的深刻含义包含以下几点：
    其一，完成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无论是从理论到实践，还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西路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在于：它从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点上，阶段性地完成了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诠释和运用。作为当时最具战斗实力的作战部队之一（其战斗实力，约占当时红军总数的40%左右），西路军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做法和突出表现，为日后红军各部队，继续推广和完善这一工作，开启了一个很现实的局面。具体体现在：(1)在党内、军内建立起“党指挥枪”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2)使中央(军委)对红军各部队的军事指挥，在总体上变得更权威，更清晰，更直接，更有效；(3)整合、统一了全党的军事力量，把“党指挥枪”这一理论原则，具体落实到了每一支红军部队，落实到了每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上；(4)使中共和红军部队，真正成为一支新型的、独立的、有组织、有实力的政治和军事集团，为日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与“中国命运之大变革”的角逐，并最终取得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我们还可以从西路军的组建、征战、失败以及善后处理中，找到答案。这里虽然也有前人成功的经验，但二万多西路军将士，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生命中的闪光和意义就在于：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续写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命题，从而在一个阶段性的历史过程中，以他们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完成了一个弱小的政党，一支弱小的军队，由弱变强的转变。因此，他们的忠勇，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是不应该被历史和我们后人所忘记的。
    其二，对于西路军军事失败的总结和宣传，最终演变成为我党、我军一次成功的、最为政治化的全面胜利。这一胜利推动了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其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西路军问题的看法主要是通过“政治化”的手段来实现定位的。这种做法必然会带来很多局限性。“政治化”的做法，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左右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甚至可以影响到历史的走势，因此我们说，这也是历史的一种选择。我们尊重历史的选择，但不等于赞同用“政治化”的方法来解读复杂的历史问题。对于西路军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历史选择的前提下，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把换取这次胜利的代价，放在历史的天平上重新“称一称”，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把其奠基在党史和军史的丰碑之下,给予历史以“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予先烈和前辈以应有的尊严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