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与乡村社会：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2009-06-23 17:35:48
作者：黄琨、陈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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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革命的范围由中心区域向外扩展，动员的方式、党组织的构成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当革命在中心区域发起时，主要依靠发起者在当地拥有的威望，领导者也可以在外表看似没有改变的政权结构下进行革命活动，但这一切在领导者个人的影响力不能达到的扩展区域就很难实现。一个内生型的割据○8在已经发展成熟后，向周边的发展就变成外力型割据的特点，必须要依靠军队作为宣传、动员工作的主体。
    怎样利用军队进行革命？一些游击队在组建后，最初的任务只限于杀土豪和筹款。军队要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种认识在刚开始是很模糊的，连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1927年10月，毛泽东部在茅坪安家后，派出两个连经酃县到安仁县打土豪，没收了很多资财。按理应将这些资财分给贫苦群众，以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可是他们研究了好久，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是考虑到怎样公平合理地将这些资财分给全体士兵。据赖毅回忆，他们采取绝对平均的办法，把部队带到空场上，两个连混合成队站在墙的一边，墙的另一边堆着事先堆好了的东西。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喊起来：“第三队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队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9。
    这种情况至毛泽东部撤离茶陵县城后才发生改变。于1927年11月18日攻下茶陵县城后，军队的活动每天仍然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在茶陵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并没有做发动群众的工作○10。工农革命军在茶陵的所作所为，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立即写信指出：“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做群众工作”○11。由茶陵返回后，在宁冈龙市召开的第一团指战员会议上，他又指出在茶陵群众工作做得不够。他提出，工农革命军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明确提出了革命军队应担负起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子与做群众工作○12。
    上面只是反映了毛泽东部工农革命军对军队与宣传问题的理性认识过程。不过，在理论认识与自发利用军队去发动群众的事实之间并不是一种因果的关系。1928年2月，赣西南特委批准将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丰吉水农军合编，吸收部分工农群众，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纵队下设3个区队，并建有交通队、侦探队、输运队、宣传队等组织。其中宣传队11人，在这支156人的地方武装中占7.7％的份量，表明他们是将宣传和动员工作作为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来看待。
    军事动员是一种与初期完全不同的动员方式，在初始阶段效果不一定好于前者。农民仍然需要一种安全感，军队必需要表现出可以值得依赖的一面，所以，军事成败甚为关键。据红二团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最反动的地方，经二团游击后，认识到红军是他们自己的武装，二团同志驻在该地，都很热烈地起来参加革命，自动的屠杀豪绅地主；斗争失败后的地方，在挫折下不觉心寒胆落，一见红军逃之夭夭，所以虽经过几次的游击，几许辛苦，费了多大气力，而得到成效极少，等于零；以前没有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地方，受反动的豪绅的蒙蔽，军队来后，才知红军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这些地方都已有了相当的组织，但他的发展，是介于前二者之间○13。在最为反动的地方，军事上的成功就可换得农民的支持，在军事成为动员工作的晴雨表的背后，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已可想见。
    所以，某种程度上动员工作已演变为一种军事争夺。红枪会在吉水很有势力，农民的态度一直在它与红军之间随着势力的变化而左右摇摆。1929年3、4月间的时候，农民曾一度附随占统治势力的红枪会，当红军击败红枪会后，农民又回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中共吉水县委书记清醒地认识到农民的重新回归：“多为红军的胜利，红军发展的猛进，而形成军事投机”，但他不得不面对的是“在赣西军事投机是普遍的现状，大有红军消灭，革命无成之叹，一般党员群众都是如此。”○14
    这种无奈正是因为缺少了初期的那种乡村精英的主导，一场重要的军事胜利在效果上等同于乡村精英加入革命队伍后的号召力，只是背后的内容不易为人发现，因而突出了革命“投机性”。这种区域将要付出的代价也势必要更大，因为在公开的割据、一场军事胜利后，敌人更强的打击也会随即而至。
    三、
    红军在割据区域的补充情况是判断农民支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农民的信赖与支持并不一定要通过以参军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一个勇于加入红军的割据区域至少可表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是多数。
    人员补充一直是红四军面临的棘手问题。战斗的酷烈使红四军每次总要损失一些优秀的干部和土兵，由于无法在湘赣边界的农民中得到补充，明知俘虏兵是带危险性的，也不得不加以使用，即便如此，“有时连俘虏兵都很难得到，有有枪无人的苦楚”○15。这一点在红四军后来的组成成份中也能体现。据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反映，红军成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萍、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简直寻不见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16。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前委就曾为红军的补充问题犯愁，在1928年11月25日对中央的报告中，它诉说了自己苦楚：湘赣边界红军的来源，以俘虏兵为最大数量，“边界农民愿意当兵的少，分田实行，大家便耕田去了，现在第四军的边界工农分子数量是占的极少数，故问题仍然很大。”○17由于湖南省委曾答应送一批安源的工人来补充，可又迟迟未至○18，它在报告中又向中央提出：“湖南省委答应送安远工人来此，亟盼实行”。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朱、毛部的另一种补充途径是在非割据区域以招兵的形式完成的，攻下长汀城后，朱、毛部以招兵的形式获得了二、三百人的兵额补充○19。
    与依靠军队建立起来的湘赣边界割据不同，东固割据区域由于党组织与乡村社会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军队的人员补充较为容易。在东固，1928年9月初，由当地的第7、9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和赣南的第15、16纵队在1929年2月15日会师于兴国莲塘后，由二团部分官兵与第15、16纵队又合编成立第四团，全团400多人，300余枪。据1929年5月江西省委军事工作报告反映，红二团有官兵850余人，其中工人15％，农民50％，会匪15％，俘虏降兵15％，其它5％○20。从中可以看出内生型割据中的红军在刚开始时就可以由大量的本地农民补充。
    东固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密切联系，在一次战斗中可得以窥见。据永丰县靖卫二队队长向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中反映，1929年10月30日，当他们向东固推进时，遭到了有千余人、枪四五百支的红四团和千余人、土快枪三百余支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的联合阻击而失败○21。一个成功的革命根据地就应该是共同防御、全民皆兵。
    农民的革命训练不能一蹴而就，外力型的割据与内生型的割据相比，在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上有着先天不足。不能否认确有投机钻营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存在，但将阶级位置与政治选择视为必然的勾连，确也对革命造成巨大的伤害。富田事变中，赣西南特委提出：“在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22，是应值得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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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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