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在“东井冈”的三次反“围剿”用兵显神威

    毛泽东、朱德等人自从井冈山下山进入江西的东固、兴国等重要革命根据地后，这里便开始成为红军与国民党军反“围剿”斗争的焦点之地。在五次反“围剿”中，第一、二、三次都是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进行的，并取得了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前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原因：
    一是地利。三次战役决战的主战场，都是在以东固为中心4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展开的，地理条件对红军从游击战争到运动战的转变特别有利，这一带的革命武装斗争基础相当好，红军主力有当地游击队和地方红军的协助，如侦察、封锁消息、向导、运输、参战等等工作配合得力，物资、粮食补给无后顾之忧，选择这一带作为反“围剿”的主战场如鱼得水。
    二是毛泽东、朱德等人采取灵活机智的指挥艺术，战术依据敌情变化而变化，依据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变势改变打法。毛泽东的“十六字方针”，开始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战略战术，就是从此时开始实质地运用的。有人说毛泽东早就有一套完整的战术体系运用到反“围剿”战役中，那是错误的、片面的说法。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都曾打过几次败仗，后来转到井冈山，从1928年5月开始，“十六字诀”才产生出来，后来部队到了江西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才提出来，而且运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他还解释：“诱敌深入”是江西的说法，四川人叫“收紧阵地”。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经过反复分析，选择了打张辉瓒、谭道源二个敌人进攻的主力师，而不是弱师，结果是五天内打了二个胜仗。毛泽东是以红军4万人的红军打9千多人的张辉瓒师，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开局之仗。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毛泽东却避开了蔡廷锴、孙连仲、朱绍良等强敌，选择了王金钰、公秉藩等部来打，1931年5月16日到30日的15天之内，走了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红军主力在东固等待公秉藩脱离富田阵地，宁可冒着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25天之久，终于等到了最佳战机。
    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出马，以30万大军对红军3万人。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毛泽东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置于无用武之地，而从闽西千里回师兴国北部靠近东固的山区，实行“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的方针，挥师东进，终于在兴国莲塘打着了第一个好仗。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始终强调灵活的战略战术，掌握战争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声东击西，各个击破，在敌人的包围中穿插自如。
    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东井岗”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迅速得到扩大，赣西南、闽西苏区连成了一片，为中央苏区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东井冈”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形成的重要基地
 
    1929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东固召开了红二、四团干部和东固地区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大”会议精神，并与东固的干部交流了两块革命根据地之间建党、建军、建政和土地革命的经验，交流了武装割据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东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分配等方面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会后，红二、四团和东固的群众赠送了4000元银元和大量的子弹及物资给红四军。红四军回赠了4挺机枪和一门迫击炮给红二、四团，并留下了毛泽覃、谢惟俊、陈东日等一批干部帮助巩固和发展东固革命根据地。把东井岗的建设和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东井岗的斗争经验，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他曾先后六次来到东固，他认为东固的的革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既有类似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但更具有实用性和创造性，对于组织“十万工农下吉安”，攻打赣州、吉安的失败与成功经验，进行了反复研究，提出：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的特点是强大的反动势力盘踞在城市，革命首先要在城市实现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必须是武装夺取政权，武装革命必须经历一个漫长、复杂、艰苦的奋斗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避开强敌锋芒，到农村去发动最广大的农村力量。“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阵地，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革命的形式必须是由农村再到城市，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的高潮。

    作者：刘志良，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