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一棵“大树”——刘经化 |
2010-11-27 00:1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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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固革命历史研究会 刘光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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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书香 聪颖好学
我的祖父刘经化，字纶，别号后坛。江西吉安县东固乡城村人（今青原区东固畲族乡东固村），1901年9月28日生于一个书香家庭。那时家有房屋以教书为业。刘经化年幼时，我曾祖父在刘氏祠堂里办蒙馆，于是刘经化五岁便破蒙入学。刘经化从小能说会道，天资聪明，记忆超群，很有悟性，而且性格刚直，倔强不屈，爱打抱不平，在童年的小伙伴中，他就小有威信。家里的几个孩子中，他也最受长辈看重。大家都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好好读书，将来光宗耀祖，振兴家业。为了他的成长和成才，我曾祖母在他咿呀学语时就教会他唱儿歌，唱民谣，什么“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等，他可以随口就来。到了蒙馆里，刘经化受到我曾祖父严而有方的教育，读书大有长进，不但对当时必读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书悉熟能背，而且对选学的一些唐诗宋词也能吟能写。尤其是他毛笔字练得很用功，他颇有眼力，临摹几次后，就能把握字的基本间架特征，照贴仿写，写出来的字像模像样，有体有格，令我曾祖父甚是满意。
7岁那年，刘经化进入东固涧东书院读小学，随着年龄渐渐增长，他对知识的渴求与探索也进一步加强，白天他完成小学里的几门功课，晚上曾祖父还要教他读四书、五经的文章，给他讲《声律启蒙撮要》，为他以后学习题联作诗打好基础。他一直很钻研，敢于向老师质疑问难。一日，他问老师：“书上写‘世间无水不朝东’，可是我们东固河就不是朝东，而是由南朝北流的呀？”老师笑了笑，一边解释，一边拿出中国地形图指给他看，他这才明白，原来这句话是对整个中国的总体水况而言的。中国东低西高，西面是高山，东面是大海，而且大山脉皆为东西走向，所以百川汇聚，形成江河，都是由西而下，向东奔腾入海。而东固只不过是中国地域中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老师的解释使他眼界大开。正因为刘经化经常猎涉天文地理，盘问古今轶事，所以他的知识总要比同龄人宽广得多，深受老师青睐，大家都觉得他好学多问，与众不同，将来学必有成，定有出息。
外出求学 胸怀大志
1917年，刘经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安省立第六中学，青春年少的他，踌躇满志，第一次走出大山，接触外面的世界，开始新的求学之路。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民不聊生。面对祖国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目睹穷苦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他表现出满腔忧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革命的意识，开始在他心中萌芽。在校期间，1919年北京暴发了“五四”青年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大大激发了刘经化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那时，东固的赖经邦和高克念也在吉安读书，他们和刘经化交往密切，互相勉励。赖经邦比刘经化大两岁，早两年到吉安读吉安省立第七师范，虽然两人不同在一个学校，但同是家乡人，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谈读书，谈人生，谈理想，相互交流思想，一起忧国忧民，共同探求革命道理。在赖经邦的带动启发下，刘经化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不久便加入了省立第七师范师生发起成立的“吉安学生联合会”。当时，吉安各个学校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他和赖经邦每有重大活动或遇重大纪念日，都会一同走上街头，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抵制日货的行动。由于刘经化敢于挺身而出，很快成了学校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3年，马克思主义刊物在吉安公开传播发行，进步青年纷纷传阅，刘经化一面学习专业学科知识，一面阅读《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这些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刊物，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观点、主张等，号召人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冲破旧的罗网，反对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这些书籍对刘经化影响很大，为他以后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那期间，每逢假日回乡，刘经化第一件事就是把当时的形势和外面的新生事物传递给家人和乡民，他借机向人们灌输和宣讲爱国思想，以唤醒家乡民众，敢于起来挑战旧制。这也是他以后回乡发动农民革命的一曲前奏。从那时候起，刘经化已经确定了自己今后前进的方向，他有志于胸，决心要干一番事业。
投身革命 秘密入党
1924年秋，刘经化在省立第六中学毕业，回到家乡，受聘于东固涧东书院任教。当时同校任教的老师还有汪安国、汪从云、戴希贤、刘任贤、杜义训等人。除杜义训是兴国县大龙人外，其余都是东固本地人。这几个有知识有抱负的年轻人，一面以教书为职业，一面秘密进入农户，开始发动农民反抗旧政权，对抗恶势力。当时他们几个人完全出于自发的行为，还没有得到党的领导。1926年底，赖经邦了解到东固的情况后，利用县教育局巡学员的身份与高克念一道回东固秘密发展中共党员。经过考察审核，1927年2月，在涧东书院里，由赖经邦、高克念主持，刘经化、汪安国、汪从支、戴希贤和街上篾匠李会凤共五人，在党旗下高高举起右手，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从此刘经化成为了一个光荣的先锋队战士。在当天，召开的党员会议上，成立了东固第一个党小组，刘经化被选为党小组长。刘经化入党后，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按照赖经邦的布置，几个党员分头行动，深入民众，缜密考察，以单线串联的秘密方式发展新党员。很快把那些苦大仇深，思想坚定，拥护共产党主张，觉悟较高的先进分子都争取到了党的旗帜下来。不久，东固党小组就吸收了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这些入党对象的培养学习和入党宣誓也都是在涧东书院秘密进行的。因此，涧东书院又成了东固革命火种的播发地，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由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东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斗争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走村串户 成立农会
1927年6月，赖经邦根据中共党的“八十”会议精神，和上级的指示，秘密主持召开了东固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了东龙党支部。赖经邦任支部书记，下辖五个党小组，分别是东固党小组，（组长刘经化），敖上党小组（组长段蔚林），南龙党小组（组长罗乐天）；江口（党小组戴希贤）；安乐党小组（组长汪安国）；会议同时决定成立第九区农民协会。于是发动群众，组建农会成了东固这一群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党支部书记对党员进行分片分工，全乡24个工作小组同时展开，刘经化分派到上黄沙、雪竹坑、养军山一带偏僻村落，发动群众。为了不暴露身份却又能迅速地开展工作，刘经化只能充分利用晚上和假休走访群众，找农民促膝谈心，启发他们积极加入农会。山旮旮里的农户，居住比较分散，而且备受地主老财欺压和盘剥，因此较胆小怕事，心存疑虑，虽然很想起来反抗，又担心会遭到报复，单家独户的到时吃了亏还无人知晓。因此，工作起来需要更多的耐心和信心。那期间，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从涧东老路书院通往上黄沙的山路上常常见到刘经化手里拿着线香（点燃后可用于夜间照明），步履匆匆的身影。他走村串户，联络群众，一户一户做过细心的工作，反复地向农民群众讲明道理。他让群众真正懂得了自己受苦受难是反动政府，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压榨造成的，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解除自身的痛苦，谋取自身的利益。他还让民人群众信服了，农会才是真正为农民撑腰的组织，有了农会，农民就不怕那些地主豪绅了，就敢理直气壮地与他们对着干。平日他总是一个人或披星戴月，或冒雨冲风，不停地奔波于各农户之间。他常常工作到深夜，鸡啼几遍才回到住所。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刘经化耐心细致的动员，八成以上的农户已列入农会名册。还有少数一直等待观望或回避的农户，刘经化也没有放弃，他不厌其烦，一次、二次、三次地上门开导，一直长谈到他们打消顾虑，加入农会为止。当地村民说：“刘经化搞农会，真的把路都走大了。”可见刘经化当时对工作的一片诚心和恒心。
这年10月东固农民协会挂牌成立，刘经化任农会执委，负责农会全面工作。一切权利归农民群众。喜气洋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从此展开。
组建农军 敌人恐慌
农会成立后，刘经化参与到组建东固农民革命军的工作中。他从会员中挑选二三十名青壮年，又亲自同高克念到吉安县农会领取长枪9支，还购置了鸟铳、大刀等武器。不久，东固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东固农军宣告成立，赖经邦任队长。刘经化与赖经邦密切配合，并肩战斗，齐心协力，扩展队伍。他们首先对兴国蜈蚣山的绿林好汉段月泉做了耐心的启发教育，很快地把他的队伍收编到了革命阵营，东固农民军武装力量倍增。农民军多次攻打邻近的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使反动派惊既恐万分，又怀恨在心，屡屡伺机报复，于是刘经化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1927年11月7日，这是一个东固当圩的日子，来赶集的人很多，其中一伙神秘的商客模样的人夹杂在街上的人流之中。他们肩挑山货，在圩上打听东固农军的情况，当得知东固农军打崇贤靖卫团去了，又听到刘经化就住在街背西巷刘家村，于是立即将藏在货担中的枪支武器拿了出来。原来这伙人是枫边靖卫团乔装的，特意来东固寻机报复。他们径直包围了刘经化家，幸好那时家人不在，他们一把大火，把刘经化的一栋房屋和屋内财产焚烧殆尽，然后扬长而去。等刘经化回来，家中已是一片瓦砾，满地灰烬。他十分伤心，非常愤恨。因为自己投身革命，连累了家庭，但他并不后悔，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意志和决心。那一年，他一家人只好在茅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严冬。
武装暴动 率队出征
1927年11月27日，震惊赣水河流域的“东固暴动”爆发了。东固60多名工农革命军和百余名暴动队员分成三个战斗小组，连夜袭击富田。赖经邦、段月泉对这次武装暴动作了周密部署。刘经化率领的第二战斗小组奉命先行打头阵，因为是夜行军，刘经化与全体突出队员全副武装，身背钢刀，头顶上还包裹着一束点燃的线香以保持队伍的连贯。只见山路上闪现出一条移动的光线，好像一道流星的山间划过。战士们兵贵神速，翻越九寸岭，穿过樟树下，一路悄无声息，来到离富田不足二华里的风车口。当时早有当地革命群众在那里接应，当得知没有出现异常情况后了，刘经化命令战士们点起火把，直奔大土豪王初曦的家。队员们快速冲进王家大院，里面的家丁猝不及防，束手就擒。王初曦的弟弟还想负隅顽抗，无耐寡不敌众，被暴动队员五花大绑捆了起来。王初曦可能早闻到风声，已经逃跑。当晚，抄了王初曦的家，收缴长枪8支，子弹数十发，赖经邦吩咐队员，将其全部财产、粮食、衣物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天大亮时初战告捷。接着暴动队员又轻装出发，直到永和，在那里打土豪8人，筹款上万元。18日再出击吉水县水南自卫队，收缴土豪枪支16支，返回富田，筹集军饷，缝制军服数百套，然后回师东固。东固暴动取得重大胜利，从此拉开了武装割据斗争的帷幕。
筹办银行 印制“红币”
1928年年上半年，敌人对东固根据地进行频繁进剿，同时还进行经济封锁，妄图动摇东固军民的意志。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根据地经济，东固党组织作出重大决定：印制纸币，开办“东固平民银行”。赖经邦把这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刘经化。于是刘经化很快投入到筹办东固平民银行的各项工作之中。首先成立了银行工作机构，行长黄启绶，工作人员汪安国、王全享、邱有文、李文连、黄直清共7人。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刘经化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因陋就简，克服困难，攻破技术难关。当时没有专用印钞设备，就采用古色古香的油印机，没有纸币印制图样，就靠自己设计票样票额。尤其开办资金短缺，当时党组织只筹集了3000银元。为了尽快开办银行，刘经化与行长黄启绶一道，利用各种关系，广开渠道，发动群众，号召大家踊跃集资捐款。根据地人民听说自己开办银行，非常支持，党、团员纷纷带头集资，有的妇女把陪嫁时的银手镯、银项链、银戒指也送到平民银行来，消息传出后，当时驻东固的红军二团团长李文林代表全团战士给予了极大的支援，把打土豪筹集的4000银元送给平民银行作开办基金。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国工农红色政权的第一套纸币开印诞生了。票额分四种：一元、五角、二百文和一百文。纸币使用后，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周围的几个县都可以通用，这样一来，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大大地繁荣了苏区经济。后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曾亲临东固平民银行视察，毛委员还拿着刚印出来的纸币扬在空中连声称赞道“这是苏区的一个创造啊！”。
攻打枫边 牺牲战友
1928年5月，东固南面的枫边靖卫团与西北面的富田、值夏、新圩、新安、永和“五市”反动联防武装合谋夹击东固根据地，妄图扑灭东固革命之火。赖经邦审时度势，主动出击，决定先打力量相对薄弱的枫边靖卫团。6月30日，他率领第七纵队和东固赤卫军攻打枫边。部队直插枫边圩，一举捣毁敌人巢穴。但就在返回途中，由于天色已晚，迷失方向，被敌人援军围困，赖经邦不幸落入敌手，被敌人砍下头颅，剖开胸膛，英勇牺牲。消息一传到东固，刘经化怎么也不相信，他肝胆相照的领导，并肩战斗的兄弟，会这里丢下自己走了。眼下，正是大敌当前，东固根据人民怎能失去赖经邦这棵擎天大树啊！他没有死，也不能死，刘经化匆匆赶到敖上赖经邦家，当见到赖经邦遗体时，刘经化禁不住悲愤交加，失声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赖经邦真的突然离他而去，刘经化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他立刻意识到，战友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己身上的担子又多了几份沉重。刘经化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亲自主持了赖经邦的追悼会，他代表东固党组织，代表东固区委、代表东固人民厚葬战友，并安抚其家属后，擦干眼泪，全心投入到实际工作之中。赖经邦的牺牲是东固革命的重大损失，是东固人民的重大损失。
五县“会剿” 将计就计
赖经邦牺牲后，刘经化受命主持东固区委全面工作。段月泉指挥第七纵队继续开展对敌斗争。他们两人在危难之际共同肩负起领导东固军民保卫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任。这时，四周的敌人认为有机可乘，蠢蠢欲动。1927年7月，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和兴国五县反动派组织联合指挥部，由吉安县县长邹松任总指挥，兵分四路，气势汹汹向东固扑来。面对数倍于我的兵力，东固区委果断决定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段月泉率领第七纵队退驻养军山实行“打圈子”战术。农会工作暂时转入地下。刘经化留在东固附近，在冻坑堡垒户刘品享家中潜伏下来，以联络群众，应对敌情，传递信息。敌人窜进东固后，只看见一片空荡清冷的景象，不见七纵队一兵一卒，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和农会组织。狠毒骚扰20多天，也毫无收获。虽然听说第七纵队退往东固东南面的养军山，但是这养军山顾名思义，必是兵家之地，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地势险要。邹松不敢冒进，无可奈何下，便气急败坏地玩弄起花招来，他派团丁到处敲鼓鸣锣，高声喊话：“东固乡民们听着，邹县长宽大为怀，只要七纵队接受改编，一切既往不咎，做官的官复原职，当兵的政府奖励……。”刘经化也得到群众汇报，立即与段月泉取得联系，决定将就就计，借接受改编之机以便一举歼灭来犯之敌。几天后，段月泉派人下山与邹松谈判周旋。假装接受改编条件，并约定下山的时间、地点，到了下山的那天，七纵队兵分三路，两队人员已在头天深夜潜伏到东固圩附近的山头上，等待“引蛇出洞”，段月泉亲自带领一队革命军战士举着红旗，慢慢进入约定地点，装着接受改编的模样。敌人信以为真，立刻摆开阵势，列队迎接，邹松站在一个高坎上，远远的就向段月泉的队伍喊话：“你们弃暗投明，本县长欢迎，我代表……”，他的话还说完，段月泉一声令下：“打！”，七纵队战士的枪口一齐射向敌人，潜伏在山头的两队战士和刘经化早已组织好的革命群众从三面包围过来。霎时，枪声大作，邹松大呼上当，急令部队拼死抵抗，自己慌忙化装逃跑。战斗很快结束，敌人惨败，七纵队缴获枪支30余条，打死打伤并俘虏敌兵100多人，反动派的“五县会剿”被七纵队机智粉碎，取得巨大胜利。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贸然进犯东固，东固革命根据地得以空前巩固。
接任书记 “剪发”动员
1928年10日，刘经化接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职务。他领导全区农民抗租抗债，借粮筹款斗土豪，没收公堂财产，运动声势浩大，群众斗争热情日益高涨。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一场解放妇女，打破封建思想，废除陈旧宗法、习俗的运动也猛然掀起。当时，区委号召广大妇女，翻身作主，剪短发，放大脚，加入革命队伍。并把剪发称之为“带头革命”。那时候的农村妇女，尤其是东固这样一个偏僻山区的女性，因循守旧，一直受封建意识的禁锢，从来都是长发梳辫，惜发如命。突然要把头发剪短，这可是面对世俗的一个巨大挑战，需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时下正临近春节，需要探亲访友，弄成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模样怎么出去见人？因此一时确实难以让人接受，工作难度相当大。身为区委书记的刘经化要求党、团员、领导干部更新思想，带头做好家属、亲友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自己首先做通了妻子吴雪梅的工作，又耐心说服了妹妹刘华姬，要她俩带头示范。剪发动员大会那天，刘经化亲自坐镇主席台，台下群众是人头攒动，大家都拭目以待，刘经化第一个让妻子吴雪梅当众把一头披肩秀发剪成齐耳之短，令在场妇女们刮目相看，唏嘘不已。有了领导干部家庭属的带头，妇女们才渐渐接受短发妆束，后来还成了妇女们的自觉行动。从此，根据地妇女们思想更新，积极顺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大胆地走出家门，纷纷加入到洗衣队、文宣队、医疗队，他们为发展壮大东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发动群众 支援红军
1929年2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向赣西南游击，碰到建军以来最大困难，队伍不齐，伤员众多，给养困难，17日队伍疲惫不堪从龙岗辗转来到东固。20日在螺坑的石古丘与红二、四团会师，刘经化组织东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他们猪宰牛，送粮送物盛情掘劳搞红四军官兵。第二天，刘经化以区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同志召开的军队与地方干部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朱德同志高度评价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和取得的成就，同时也通报了当前革命斗争的形势以及红四军当前所面临的困难，还研究了东固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分配的工作。会后，刘经化立即带领区委其他干部开展群众工作，积极为红四军筹措资金物资，安置伤员。使红四军在东固安全地进行了一星期的休整。战士们洗澡换装，缝衣补被，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文化，训练军事，编结草鞋。部队及时补充了弹药钱粮等军需物资。300多名伤病员都得到妥善安置。医院住满了，东固群众就主动把伤病员接到家里吃住，并为他们求医问药，治病疗伤。老人们抓紧时间为红军战士结草鞋。妇女们纷纷拿出已做好的布鞋送给红四军战士。东固人民热情帮助红四军顺度过了难关。因此东固人民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高度赞扬。
改革教育 兴办乡学
刘经化从一个教师走上中共东固区委领导岗位后，仍然关注着家乡文化教育。随着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刘经化召开区委工作会议，决定着手开办创新性苏维埃文化教育。他首先停办了国民党时期的初高级小学，废止乡村的私塾，建立了乡、村各级平民小学，大村以单独办校，小村以联合办学的模式，开展教育大大方便了根据地儿童就近入学接受教育。至1928年底，全区已办起14所平民小学，招收了学龄儿童670人。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东固，对东固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做法极为赞赏。毛泽东对刘经化说：“我们不但要粉碎敌人的“围剿”，还要尽快改革根据地文化落后的状况，要在普遍发展乡学的同时，改革教材，对入学儿童不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优秀的人才和班人。”毛泽东向刘经化提议，要让根据地每一个工农穷苦儿童、红军子弟都有入学受教育的机会。刘经化根据毛泽东同的提议，研究决定：将原来的平民小学改为列宁小学。7-15岁的工农劳苦儿童全部免费入学。对红军家属、烈属、革命干部、战士的子弟在校伙食由学校补贴。由于现行的教材已经不能适应新型教育的需要，而中央苏区又还没有编印统一的教材。因此，刘经化组织东固列宁小学的几位老师亲并自参与编写红色教材。以共产党革命、内容健康、主题鲜明，通俗易懂的文章作为列宁小学的教材。这些教材既适合儿童学习理解，又利于宣传灌输革命的思想。如新编《三学经》开头就已改成了“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这样既保留了文章原有的通俗性，又突出了革命性和实用性。教材试用后，立刻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与欢迎。在列宁小学里，学生除了学习语文、算术、图画、常识、唱歌等课程外，还要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以便让学生协助赤卫队站岗放哨，传送情报。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学生们不仅学习文化知识，又掌握了一些军事技能，还锻炼了实际本领。这种教育模式当时被称之为苏区教育新模式，并得到大力推广。由于后来教学网点大增，许多村小的教室都在没祠堂或庙宇里。当时教学器材很缺乏，学生学习条件相当艰苦，刘经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虽然他知道区政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都很紧缺，但还是指示区里克服困难，千方百计从财政中挤出部分资金来解决小学的教育经费，使全区小学保证了正常的教育教学。从此，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朝着稳步发展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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