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企业家、华为公司创始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CEO）。

    任正非于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暖通专业（水电暖通施工专业）；1974年，加入辽阳化纤总厂，从事工程建设任务，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1987年，凭借2.1万元启动资金创办华为公司；1989年，开始投身交换机研发；1990年，第一款由华为制造的用户交换机通过了邮电部验收，取得正式入网许可；1994年，携华为公司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讯展，获得成功；1997年，华为进入全面学习西方经验、反思自身，提升内部管理阶段，也为华为国际化作了准备；2007年，邀请IBM公司帮助华为实现财务管理模式的转型，启动IFS（集成财务转型）项目；2011年12月，华为实行人人股份制；2018年3月23日，卸任副董事长，另当选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CEO ；2020年4月，卸任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3月28日，在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第四届持股员工代表会上当选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

    任正非曾入选《时代》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亚洲百大商业人物等荣誉榜单。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一家人靠当老师的父母的微薄薪水度日，没有其他来源。任正非记得，每个学期每人交纳2-3元学费时，母亲每次都为之发愁。每到月底，经常看到母亲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寒的生活环境中度过。在镇宁县从小学读到初中二年级，后来因父亲调到都匀工作，从初三到高三都在都匀生活与学习。高中三年，任正非最大的理想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临近高考时在家复习功课，任正非饿得实在受不了，便用米糠和菜掺合一下，烙着吃。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他安心复习功课。正是在饥饿中，家人的亲情和父母的言传身教给予任正非无穷动力。

    1963年，毕业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第一中学，后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暖通专业（水电暖通施工专业），还差一年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任父是知识分子，其背景和职业经历让他扣上“臭老九”帽子，很快身陷囹圄。在牢狱中，任父希望儿子学业不会因此受阻，任母写给儿子的家信也不提父亲遭遇。后来，任正非从一位老乡口中得知了父亲遭遇，一路“扒火车”回家，路上因没有车票而被造反派们痛打或被列车管理人员赶下火车，最终一路颠沛回到家，目睹家中一片狼藉。家中所遭遇的一切，任正非历历在目，他觉得愧对父母。任父倒是打起精神，在困境和压力下表现出难得意志，给了任正非莫大勇气。他想到，如果要做一个孝子，就得马上回去继续在学业上深造。回到学校以后，任正非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学科全部自学完成，还自学三门外语。

    参军入伍

    1967年，在离开家庭以后，任正非面临毕业就业问题；1968年，迎来分配工作机会。按照通例，任正非应当成为工农大军中的一员，然而他毅然选择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任正非所属部队是基建工程兵部队，在国家基本工程建设和国防施工布局方面地位很高。任正非所在部队很快有机会参与一项规模庞大的军事工程建设任务，有幸参与其中的任正非和战友们所要做的，是建立起成规模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工厂。经过这次军事工程建设任务，任正非体悟到团队的力量和组织的重要，这些都为他日后创建华为发挥借鉴作用。任正非科技素养很高，在技术发明中表现优异，表现出色的任正非很快当上了领导，在工程兵队伍中继续深造、成长，也迎来了更好的时代机遇。

    1974年，加入辽阳化纤总厂，从事工程建设任务，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在此期间，因作出贡献，于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丢掉工作

    1983年，随着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在南油集团下属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期间进行一笔数额达200万元交易时，被买方骗走货物，没能收到货款。为此，被解除职务，并丢掉工作；此时任正非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上有退休老父老母要赡养，还要兼顾几个弟弟妹妹的生活，正值所谓“上有老下有小”、青春不在、未来尚长的中年之际。但是，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令他走上下海干实事的道路，处于中年危机的任正非开始创业。

    创立华为

    1987年，任正非凭借2.1万元启动资金创办华为公司，业务是销售通讯设备；创业之初，任正非为了面包、为了糊口、为了家人而奋斗，这是一个被逼无奈的创业故事。

    1988年，任正非通过熟人介绍做代理销售小型程控交换机。彼时的国内尚没有能力自主生产程控交换机，只能依赖进口。任正非得到难得的代理机会，但没有能力负担天价供货费用。最终，他说尽好话，得到对方2000万元赊货，可以先提货，卖出去后再付款。正是通过这场合作，华为积攒了创业路上第一桶金。也正是这个契机，使华为开启在通信行业的漫长耕耘；同年，任正非任华为公司总裁。

    1989年，任正非带领华为投身交换机研发；1990年，第一款由华为制造的用户交换机通过邮电部验收，取得正式入网许可。

    1991年9月，任正非租下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公司员工仅50余人。

    1992年，是任正非创业以来的“幸运年”——有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对国民思想的空前解放，有邬江兴对全国科研人士的极大鼓舞，还有自身卓有成效的赴美学习考察。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能量推动着任正非和整个华为团队朝着更有作为的方向飞驰。

    全面发展

    1993年初，在华为年会上，任正非宣布暂且不能把赚来的钱作为奖金，而要投入一款大型产品研发。他决心从面向小单位的用户交换机开发，走向面向各级电信运营商的大型局用交换机研发。这种产品要能够承载上万名用户使用，研发消耗成本与精力之大，以至于任正非后来跟员工说，若是这次研发不成功，“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

    1994年，携华为公司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讯展，获得成功。华为研发获得突破，推出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不输进口产品，价格却低百分之七十。华为因此一炮打响，占领国内大部分市场；1995年，华为销售额达15亿元。

    1996年，大规模与中国内地厂家合作，走共同发展道路，在香港市场与李嘉诚长江实业旗下和记电讯合作，提供以窄带交换机为核心的“商业网”产品。在国际电信市场，用三年时间，在俄罗斯莫斯科与诺沃西比尔斯克之间铺设3000多公里光纤电缆；为激起员工士气，任正非让市场部所有干部，每人提交一份述职报告，一份辞职报告，如果述职报告没有被认可，就要离开岗位；3月，率领一个十多人团队到南斯拉夫洽谈合资项目，入住贝尔格莱德香格里拉酒店。他们订了一间总统套房，每天房费约2000美元，任正非和大家一起打地铺休息。

    企业变革

    1997年，圣诞节，任正非走访美国IBM等高科技公司，看到华为与这些国际巨头的差距。任正非回到华为后不久，一场持续五年的变革大幕开启，华为进入全面学习西方经验、反思自身，提升内部管理阶段，为华为国际化作准备。

    1998年以后，得到启发和经验的任正非开始结合IBM公司相关经验，在华为内部构建集成产品开发（IPD）格局。起初为节省资金，他希望直接把IBM公司经验套用在华为身上，但公司组建形式和发展现状千差万别，很多理念无法模仿，必须因地制宜。

    1999年，IPD开始在华为启动。虽然困难重重，但任正非雷厉风行，激流勇进，华为内部各级组织和部门协同合作，最终完成华为版IPD体制，再度改写中国经济历史，华为成为第一家拥有IPD的民族企业。

    2000年，任正非把华为无线业务部作为企业内部IPD试点。华为团队将大容量移动交换机MSC6.0纳入IPD运作轨道上来。历经10个月，华为完成全部流程“翻新”，标志着首次试运行IPD流程成功。两年后，华为实现所有新启动产品项目IPD化。

    任正非主导IPD在华为内部推行后，华为变化明显。首先，研发流程方面，产品开发和市场调研能力合二为一，提高了员工业务素质和风险意识。其次，华为在研发产品过程中，“集权”现象得以缓解。在IPD操控下，产品研发和生产需要各个部门“民主参与”，让产品上市的决策更显理性。构建IPD格局的华为深得IPD精髓，将其中的理念精华展现在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中，华为每一名员工对此烂熟于心。自此，华为的技术支持有了技术人员保驾护航，而市场人员也工作积极，与客户建立起稳定交流关系，华为对市场空间和客户需求已然了解。

    2003年1月，美国思科以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的理由起诉华为及华为美国分公司。任正非一边在美国聘请律师应诉，一边着手结盟3COM公司；3月，华为和3COM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华为三康”，3COM公司CEO作证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知识产权。任正非在诉讼关键时刻连出奇招，令思科始料未及。最终双方达成和解，从此，华为在美国扩张，没有了拦路虎。

    2004年底，任正非赶赴荷兰海牙，与荷兰Telfort公司总裁佟·安·德·斯戴格联名签订了WCDMA合作合同，价值高达2亿欧元。

    再次转型

    2007年，任正非邀请IBM公司帮助华为实现财务管理模式转型。华为最终启动IFS（集成财务转型）项目。IBM正式把全球几十家事业部客户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华为公司升级为事业部客户。IFS项目为华为培养了数千名财务总监，他们把规范财务流程植入到华为公司运营流程，实现收入与利润平衡发展 [6]。

    2010年底，任正非在北京宣布华为云计算战略，同时附带相关端到端产品解决方案，在全球客户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任正非对此信心满满，他认为华为在云平台上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超越思科，在云业务上要追赶谷歌，让全世界所有人像用电一样享用信息的应用与服务，要想掌握云计算技术，并在有关这种先进技术的竞争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必须建立更强大的专业队伍 。

    2011年，开始调整华为战略，致力于从电信为主的设备制造商，转型成全能型的IT供应商；1月，任正非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华为董事会上提出华为新时代发展目标，未来10年内，不仅成为一家技术领先者，还要成为一家年营收入达100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与思科、惠普、IBM等西方科技巨头并驾齐驱 [168]；12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布《一江春水向东流》文章，宣布实行人人股份制，在华为股份中，任正非只持有不到百分之1，其他股份都由员工持股会代表员工持有。华为股份只给那些为华为效力的人，这种体制设计，为全球独有。

    2012年5月，再次进行大量投资，招聘国内外大批云计算研究专家。投资对象是香港科学院，他希望建立“诺亚方舟实验室”。7月，任正非进入实验室，在座谈会议上，表达对未来发展的设想和规划：诺亚方舟实验室要面对信息洪流的冲击，解决信息收集、处理、挖掘和分析等多方面挑战，构筑华为技术优势，成为ICT领域领先者，要有新思想、新理论产生，为华为找到信息洪流中的诺亚方舟；华为全年营收154亿元，任正非另拿出125亿元作为年终奖，15万华为员工人均年终奖达8.33万元

    2016年5月30日，作为民营科技企业家代表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表示：“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其深度和广度我们还想象不到。华为已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到方向”。

    2018年3月23日，卸任副董事长，另当选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CEO；2020年4月，卸任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华为被列美国“黑名单”

    2019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以银行欺诈等23项罪名起诉华为。同一天，联邦调查局（FBI）突袭搜查加州华为实验室；5月16日，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之后，华为最大美国供应商伟创力全球停产华为设备，总价值约7亿物资扣留不发，英特尔等至少9家华为合作商遵照美国禁令逐步实施封锁，谷歌中断向华为提供未来Android更新版本，亚马逊日本停售华为，微软撤销华为Windows许可证，Facebook停止让华为预装其程序。FBI、商务部、白宫等美国公器全上阵，从基础元件、存储、芯片到操作系统全面断供，美国举国之力围剿华为。

    任正非宣布华为进入战时状态。其后几个月，上演教科书级企业自救：

    第一，定军心。2019年3月，任正非带领徐直军、郭平、余承东等高管举行“军团作战”誓师大会，鼓励全员打赢这场翻身仗；4月，华为踩点发布史上第一份季报，手机发货量一举超越苹果坐稳全球第二；5月，宣布海思芯片“转正”；6月，以201万年薪打响天才招募计划；7月，任正非把一架千疮百孔的战机做成战旗，号召全员“为战胜美国一起战斗”；8月，发布鸿蒙；9月，Mate30刷屏。

    第二，补洞。任正非操刀，华为数月内裁减百分之48研发部门，关闭几乎所有非主线无法称雄产品，全部工程师投入主航道研发，打主力战、尖峰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