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苟坝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红军将士们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张闻天等领导人也从善如流。如此一来，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彻底翻了盘。接着，会议又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因势利导，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战机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局势，指出决策指挥上的弊端。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同时，国民党之滇军孙渡所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而此时，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以说，那一夜毛泽东改变了世界。

    苟坝会议，一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在遭受孤立时的坚持，不仅挽救了红军，彰显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也进一步树立了他在红军中的威望。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走近苟坝村的一草一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在此后的军事生涯中，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战争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最终，他和他的战友们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乘着胜利一路北上，直到黄土高原的吴起小镇“锣鼓响，秧歌起”，直到“三军过后尽开颜”……

    （五）

    站在这座作为“苟坝会议会址”的老式黔北农家四合院前，总想遥望会场之外的那条小路，而走至这条被称作“毛泽东小路”的山间道路上，又自然而然地让我想起那个遥远的夜晚，那盏在小路上缓缓移动的马灯，那个为了坚持正确道路而在深夜与春寒一起前行的人。

    假如那天毛泽东没有走在这条路上呢？也许会如党史专家所说，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事实上，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不来的。意见讲了，利害关系也辩论了，该尽的“义务”尽到了；多日行军作战，困顿无以复加，终于可以养养神、补补觉了；职务刚刚任命又被免去，他甚至有理由长吁短叹。还有，就在会议召开前20多天，夫人贺子珍在不远处的白沙村刚刚分娩，他还没能照顾妻子，还没来得及品味做父亲的喜悦。但是这些，他都暂且放下了，唯一放不下的还是革命队伍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啊，诚如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所言，“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在这条路上，在这个夜幕沉沉的时刻，绝不能没有毛泽东，绝不能没有那盏马灯。这是思想的灯盏、智慧的灯盏，这是为真理而不顾小我、勇于担当的灯盏，这是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可以夺门而出、冲向暗夜的灯盏。

    对于提灯夜行的这段往事，毛泽东是记忆深刻的。在1943年延安整风中和后来的几个特殊历史时期，他都提到苟坝会议，并语重心长地讲过许多闪烁哲思的话语。重温往事，其实也是在温故知新。具有独特意义的往事，往往也蕴含着意义独特的启示。

    苟坝会议前后，形势是极其复杂的，战局是极其残酷的，各种思潮和动机也是混杂激荡的。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在俯瞰与眺望中发现真相、理清真知，在由宏入微的分析中辩证、发展、联系地探求真理，从而掌握指导实践的法宝利器。

    真理有时会被阴云遮蔽，会被冷雨淹没，甚至有时会被孤立，被排挤。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会以排除万难的弥天大勇坚持真理，就如毛泽东手提马灯走暗夜也要说出真理，坚持、坚持、再坚持，力争不让真理失真失效；就如今天我党在大事面前倡导久久为功，在难事面前提出抓铁留痕，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力挺“打通最后一公里”。

    历史反复证明，真理最开始常常在少数有崇高理性的人手里，而真理的流布与践行，需要人们与崇高的理性同频共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会在真理面前放下一切狭隘与成见，心底无私、从善如流，甚至敢于否定既有的偏私。这就如当初否定毛泽东提议的红军将领们一样，在是非辨析、利益权衡中自觉纠正偏差，主动靠近真理、拥抱希望；就如今天我党在新形势下自觉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面对痼疾顽症不惜壮士断腕、刮骨疗毒！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哲学家克罗齐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切历史都能读出当代意义和当下启示。

    面对我党我军生死攸关的这段历史，面对80年前长征路上留下的这个细节，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应当“低下头并且记往”，记住那盏摇曳的马灯？记住那条漫漫的小路？记住一个坚定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