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好多好多会议/都可以省略/但这个会议万万不可……/开会原本是路途之上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有些弄不清楚/哪个会议的意义/能够是又深又远/因为意义这个东西/要事后很久很久/才能知道。”

    （一）

    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缓缓移出一袭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马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此时已是深夜，黑暗无光的村落足以说明大多数人已进入了深度的睡眠。而面容清瘦，满身烟味的毛泽东却沿着村头这条几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无名小路，若有所思而又无比坚定地向前行走着。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村小道，谁也想不到，在那盏马灯伴随着那个身影在那个夜晚走过之后，这条小道就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如果算一下日子，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对于毛泽东来说，进入贵州的这些日子太不平静。将近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的著名扎西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前，在这个叫做苟坝的小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的作战计划，他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他没想到，这个建议却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而且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作出了取消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夜色渐浓，毛泽东心潮翻滚，红军的命运在脑海里激荡。在他看来，今天的高级军事会议，虽然不能说是犯了个低级错误，但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之黔军的决议，起码是过于仓促，过于武断了。他完全能够理解红军指战员一心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轻而易举地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大家心气很高，但综合力量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召之即来。就是在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下，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制订了详尽的作战方案。在由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就打与不打争执不下，会议时间一拖再拖。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会议非但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举手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以卵击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必须即刻上路，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说服，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此时理解他的可能只有这盏马灯！

    （二）

    一盏昏黄的马灯，带着坚定的理念，领着被视为异端的提议，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动。那是新中国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马灯还亮着。

    在那条仅仅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不知毛泽东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艰难。这正如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但救亡图存的信念始终如青春的脉搏从未停息地跳动着。也正如毛泽东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一样，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坚持，在挫折困难中咬牙挺住，在失败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继续前行。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86000多人，分别自瑞金等地出发，“战略转移去远方”。继而，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一路狂飙突进，缕缕的希望燃烧着战斗的激情，可喜的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约有49000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沃土、长眠大地，永远成了革命的根须。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军事“三人组”时期，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中屡有失误、屡遭失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

    遵义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红军的战略机遇来得殊为难得！它必须也只能成为下一个胜利的出发地，而万不可成为一支队伍走向倾覆的绝响，一群热血战士集体光荣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为己任的队伍，此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红军，必须尽快地自我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思想、全局观念和战役决策等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必须拥有比这盏马灯还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须以真理的目光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三）

    历史，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史学家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于今已成共识。

    但是，当我们走进苟坝会议的深处，就会渐渐发现，这种说法必须基于一个辩证、务实的理念：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也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换言之，遵义会议的精神，在苟坝得到了落实；遵义会议的主张，在苟坝得到了贯彻；遵义会议的选择，在苟坝得到了更加具体的确认。

    这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连环选择题。

    对于宏大的历史来说，遵义会议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党和红军的伟大转折。通过这次会议，产生了新的党中央负责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军事“三人组”。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只是通过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有明确领导工作。何况，他“出山”10多天后的1月27日提出的土城青杠坡阻击战也没打好，以至于本来对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就想不通的博古等人，更是颇有微词。

    历史还在选择。在2月5日的扎西会议上，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站在了军事指挥的前沿。但是，怎么实施军事上的“帮助”，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历史继续选择。3月4日，在鸭溪根据敌情和红军的现状，中革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几天之后的3月10日，他在苟坝会议上又被免去这一职务。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亦犹未悔”。被免了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长征中身心困顿的毛泽东，那夜无法安睡。他提着马灯来了！

    我们无法透过历史的暗夜去猜度一个人的思绪。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毛泽东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复杂？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许，兼而有之。

    总之，这天晚上，这条路承载了他所有的心情。很难说这条路的那一端是喜是忧，更遑论这段路同后来的胜利与光荣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有时候，历史就需要有那几个应有的、必不可少的脚印；有时候，在抵达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踏平坎坷，方见风景；有时候，必须走过最漫长、最恍惚的道路，才能拥抱胜利的晨曦。

    （四）

    历史湮没了很多细节。在80年春秋更替中，我们早已无从得知那天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分析战况时的神色和情景，只能从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口中，约略地亲近那个独特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时而乱云飞渡，时而大浪淘沙；时而水落石出，时而吹糠见米。历史如此无情，又如此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