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芸阁,号纯常子、罗霄山人等,萍乡城花庙前(今属安源区八一街)人。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诗人、词家、学者,在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反和,并积极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文廷式七岁时从塾师李禹九就学,常于正课之外自学《文选》。十岁作律诗,颇露诗人才华,后入广州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从学番禺学者陈澧门下,开始学习作词,读钱大昕《潜研堂集》而得史学门径,为菊坡精舍高材生;又曾往粤秀书院听课,阅《海国图志》、《普法战纪》等,渐知五大洲大势与西欧各国富强之状。他从小酷爱科学,博览群书。光绪十六年(1890)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有“小刘金门”(即刘凤诰)之称,与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之撰并称“四大公车”。曾做过珍妃的老师,任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受光绪皇帝的器重。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夏,日本海军舰队在渤海湾袭击中国舰艇,实行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而慈禧太后面对国家危难,主张退让求和。此时,文廷式不过是翰林院一个四品侍读学士,但他不畏权贵,不避利害,联合翰林院57人上疏,力主对日作战,并大胆地提出停办慈禧太后六十生日大庆,把这笔庞大的开支用作军费。他还对慈禧的亲信李鸿章等人害怕日本,卖国求荣的行为给予了抨击,因而惹怒慈禧。由于清政府积贫积弱、腐败无能,中日黄海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也遭惨败。京师震动,慈禧着慌,逼光绪派员赴日求和。文廷式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积极抗战,最后胜利终必在我,提出“迁都、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李鸿章赴日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惊。文廷式更是心急如焚,呼吁众人上书力主拒约,痛心疾首地说:“辱国病民,莫此为甚”,“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更为恼恨他。文廷式为躲避主和派的陷害,在好友的劝说下,以回籍修墓为名离开了京师。
当时,康有为等发起了“公车上书”,要求拒约、抗战、迁都。文廷式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但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有限,应该有个团体来为变法维新大造舆论,鸣锣开道。同年8月,文廷式返京倡导组织“强学会”,努力探索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之道,创刊《中外纪闻》。“强学会”顺乎历史潮流,势力越来越大。上海设强学会分会,出版《时务报》;湖南设南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及《湘报》;广西设圣学会;广州设万木草堂等。正当文廷式一展宏图之际,李鸿章授意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出面弹劾文廷式“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并奏请下旨封闭强学会。1896年2月,文廷式被“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
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没有使文廷式灰心丧气,离京回乡后,他走上实业救国之路,“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决心要为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不懈奋斗。同年8月回到萍乡,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集股开设“广泰福”煤号,以供汉阳铁厂之需。他兼任矿主,组成采煤、炼焦、运输一条龙经营,月供煤二千吨,成为江南有数的工商综合性大实业。广泰福七厂十八井,是为萍乡安源煤矿建矿的基础。除了兴办实业以外,文廷式力主新学,倡导将书院、祠庙改设学堂,如鳌洲书院改为萍乡学堂,凌云、濂溪、栗江、南台等书院改为高等小学校等,使萍乡的高等小学分布在全县各地,萍乡的“中学生之多,几为各省、县之冠”,“赴东西洋留学者时有所闻”。
光绪二十四年(1898)4月,光绪皇帝宣布维新变法。8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戍宫廷政变,在京大肆逮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梁远遁日本避难,光绪帝被软禁。慈禧从案卷中发现有文廷式的来往信函与奏疏,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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