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读书的公开态度的变化，特别是他有时候的公开态度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来看，他反对的是死读书，反对的是不真读，不择读，不善读，不深读，反对的是思维方式的僵化，泥古不化，反对的是脱离实际的读书，结果为书所害，而不是反对读书本身。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进而在实践中用好读书所得。

　　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毛泽东之读书，可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

　　在读书方面，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耻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这些，体现出他同一般治学之人的不同之处，即他的读书，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对话，一种与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的思想交流。这样，读书对毛泽东来说，既是一种人生责任，又是一种历史责任。

　　读书的人生责任和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那里是统一的。读书、编书、荐书和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也无必要按图索骥地去一一仿效。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意在倡导和弘扬毛泽东的那种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永恒的。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通俗地讲，就是读书为做事，做事促读书。这就是历史责任。

　　（本文根据《理论视野》２０１０年第１期访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