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这时候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著作和有关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肄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所读的书，主要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并不完全凭个人兴趣爱好，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的指导，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军事上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佩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毛泽东不仅强调读书，而且特别强调要读马列的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法。他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会省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还专门为干部开列了12本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总称《干部必读》，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戎马一生，领导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工作繁忙的程度自不待言，但他还读了那么多书。可我们常听到一些领导干部抱怨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读书。

　　工作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说到学习“没有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托词。毛泽东工作很忙，但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短暂的外出视察，他也不忘让工作人员带上书籍。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病历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

　　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并不是一条直线，因而他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随着看法的变化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提出一个变通的法子：择书。22岁那年，他还是一个师范生，便在汗牛充栋的国学著述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

　　毛泽东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理想皈依以后，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更重要的是，一开始，毛泽东读的书本，包括马列的书籍，都没有也不可能告诉人们：在中国，应该怎样去搞革命。于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甚至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反对本本主义”。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即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他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书本的号称“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抵达延安后，他似乎是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收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疑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毛泽东晚年对读书的看法有一些变化。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但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又竭力提倡读书，在庐山会议上，一开始他就讲了19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还专门给各级党的干部写了一封读书的信。随后，自己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到杭州和广州沉下心来读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全党要读书，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而他自己，则亲自圈定了84篇文史名篇，请一批饱学之士作了注释，嘱印成大字本，分送给少数中央领导阅读，因为眼睛患白内障，他还请来北京大学一位教师帮助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