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误解，以为毛泽东读史，只读中国的，对外国的，他不大了解。其实，毛泽东也喜欢读世界史，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就是他常置于床上，经常翻阅的一本书。他既读世界通史，也读国别史。为了研究美国的历史，他曾让人从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历史学家卡曼和施里特合著的《美国全史》之类的欧美史书，还特别叮嘱，既“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西方的历史，毛泽东最熟悉的是法国近代史。在法国近代史中，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欢谈论的历史人物是拿破仑仑波拿巴。据粗略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不下40次。

    根据毛泽东的回忆，他最早知道拿破仑事迹，应该是十四五岁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阅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里。这本书多次谈到拿破仑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些政策主张。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主要相信西方的思想。1959年5月15日会见外宾还明确说：“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读过多种版本的拿破仑传。据逄先知回忆：“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直到晚年，毛泽东又读过不同版本的《拿破仑传》。196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曾这样说过：“我研究法国历史时读过《拿破仑传》，一个俄国人写的。实际上是吹库图佐夫。”这里指的是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1875―1955）写的《拿破仑传》。1970年5月1日在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讨论拿破仑时，毛泽东说他读过法国社会主义者马蒂叶（今译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又说道：“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个英国作家写的书，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评点的这几本书，除了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外，还有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权威的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1874―1932）的《法国革命史》，英国霍兰?罗斯（1855―1942）的《拿破仑一世传》，都是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权威读本。此外，萧乾夫人文洁若在其《我与萧乾》和《一生的情缘》两本书里都谈到，毛泽东晚年想看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此书无中译本，急着找人从英文翻译。有关部门便找到了萧乾，把他从干校调回北京，几个人夜以继日地赶译，大致一周的时间就出了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此外，毛泽东1970年代还嘱印过一种两函十七册的线装大字本的《拿破仑传》可供领导干部参阅。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熟悉程度，让一些法国人也感到惊讶。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曾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 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

    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对拿破仑的评价重点有所区别。

    早年，他把拿破仑视为“有大功大名”的“豪杰”，认为与“德业俱全”的“圣贤”尚有差距。同时，还在文章中多次以拿破仑侵入德国，而德国后来攻入巴黎的史实，来说明两国历史上曾冤冤相报，以此提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法国，对战败国德国不要相逼太甚。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很注意拿破仑在军事上的成败。毛泽东认为，拿破仑指挥的多数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弱胜强，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同时提醒人们注意，拿破仑最后的失败，西班牙、俄罗斯的游击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认识，无疑是立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战略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拿破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施的一些政策。例如，他讲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法国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由此说明，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本来就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毛泽东还由此强调，由于拿破仑的士兵，大多是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因而特别具有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