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7年在《论鲁迅》中指出“鲁迅精神”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具体论述中，则突出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归结到一点，即敢于斗争，永不变节。

    毛泽东提炼概括的鲁迅这种精神个性，正是他在千难万险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期待、提倡和下大力气培育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在毛泽东身上，人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精神个性。诸如他不怕鬼、不信邪，在逆境中越挫越奋的个性，他立场鲜明、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个性等等，和鲁迅颇为相近。基于此，他读鲁迅著作，很欣赏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观点，说“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很欣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说“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很欣赏鲁迅“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说法，表示“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五是在以笔著文的战斗方法上的共鸣。

    毛泽东在战斗方法上与鲁迅的共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鲁迅杂文的欣赏和评价上面。鲁迅一生写有17部杂文集，宣称自己的杂文是对准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这些“匕首”和“投枪”之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因为鲁迅“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毛泽东特别欣赏并提倡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他谈到这个战斗方法时，举了鲁迅为自己的杂文集起名的例子：有人说鲁迅第一是有闲，第二是有闲，第三还是有闲，并且说有闲就是有钱，他就出了一本《三闲集》；有人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一本《南腔北调集》；有人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一本《二心集》；有人说他的文章常在报刊上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一本《花边文学》；有人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要求《申报》上的“自由谈”栏目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一本《准风月谈》；有人骂他是堕落文人，他干脆就把自己的笔名改为“隋洛文”。

    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针砭时弊，既深刻又全面，既有感染力，又有说服力。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是鲁迅懂得和运用了辩证法。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和与会者多次谈到鲁迅杂文的这个特点，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自觉加以运用，这才使他的杂文“很有力量”。在会上，有人说写短篇杂文难免有片面性，他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甚至猜想，鲁迅如果还活着，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但一定还会写杂文，对现在的一些事情，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设想，自己退休后，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当然也包括写杂文。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不少就是出色的杂文，其风格，也颇似鲁迅。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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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阅读和保存的三种版本《鲁迅全集》

    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著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读鲁迅作品。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后，他得到一套“纪念本”，此后读鲁迅著作便成为常态了。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卷本各异的《鲁迅全集》中，毛泽东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

    第一种是1938年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及其整理的部分古籍。毛泽东在这套书上作了不少圈画和批注，凡书里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

    第二种是1956年至1958年相继出版的10卷本《鲁迅全集》。这套书带注释，但只收鲁迅著作，未收译文和整理的古籍。

    第三种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线装本。毛泽东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许多册的封面上画有红圈，其中一册的封面上写着“1975·8再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