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悌贤侄：两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极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时再说。远翔是否尚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便时请告我。此祝进步！

    毛译东
    1950年5月12日

    毛泽东要毛远悌搭给毛远翔的信写于同一天，内容也是要其不要来北京：

    远翔贤侄：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

    毛远悌、毛远翔在接到毛泽东的信后，遵嘱留在湖南，未再提去北京的要求。
    毛森品既是同族人，又与毛泽东是湘乡东山高小和驻省中学的同学，其兄毛钦明亦是毛泽东的同学，1927年还陪同毛泽东考察过湘乡农民运动，1928年为革命献身。毛森品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家乡情况，并要求毛泽东为他推荐工作，1950年4月18日，毛泽东复信说：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一面婉言拒绝为毛森品推荐工作，一面又体谅老友困难，他先后三次给毛森品寄去550元钱。
    毛泽东50年代初致故乡族人的信，大多很简短，其中心内容和最为闪光之处都是不让族人产生“荫庇”心理。如1950年5月7日给毛贻华的信说：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5月8日给毛春轩的信说：去年12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1951年2月15日给毛岳乔的信说：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1956年12月13日毛泽东回本族姑妈的信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毛泽东对待像上面这些提出要求引荐或解决工作的族人，均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拒绝方式，不让他们存留幻想，效果很好！但同时，毛泽东也是看重乡情、亲情的，他往往用寄款赠物资助或答应一些族人到北京小住的方式安慰他们。
    如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复毛泽荣的信中就提到“托毛李（指毛泽连、李祝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次年5月12日回毛泽益的信中亦有“兹寄上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合250元），以应急需，收到时请告知为盼”的句子。1952年10月2日致毛字居的信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然而毛泽东也并非有求必应，因为他一已之力，要完全用自己的稿费解决百姓的生活困难，事实上是不可能的。1950年5月8日他给毛逸民的信件中说：

    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对于族人上京的要求，毛泽东采取区别对待。如上文所述，对欲借毛泽东威名谋职，或想长居北京当“食客”、“门人”的，毛泽东坚决回绝；而对想借上京之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或者一般的短住游历的，毛泽东表示欢迎；从时间上来说，愈到后来，毛泽东愈难随便答应族人上京了。
    1951年9月4日毛泽东写给毛宇居的一信说：

    接到梅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如禹居兄有兴趣，亦可同来一游。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如三兄同意这几点，即可偕我这里派的同志一道来京。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复毛宇居信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
    毛泽东的原则性即使对于至亲亦不轻易改变。毛泽连身患眼疾，曾多次上北京，得到毛泽东的悉心照料。然而从毛泽东的信中看，也有多次不让他来北京。1951年12月11日信说：

    泽连、远悌：来信收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后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又要毛宇居转告毛泽连“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从50年代未起，毛泽东与故乡族人通信日见稀少，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日理万机，已无法过多分心于写家信；另一方面也因为族人通过近十年与毛泽东的鸿雁往来，了解也理解了毛泽东不愿徇私情的脾性，因而他们也很少写信给毛泽东提个人要求了。第三个原因，与当时政治的从紧和毛泽东形象的“神化”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