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信件则是建国之后的。粗略统计，1949年有致文南松一封（11月28日），1950年则有致文运昌（4月19日）、文润泉（5月7日）、赵浦珠（5月7日）、文涧泉（5月7日）、文南松（5月12日）共5封。1951年到1958年，计有致文梅清（1951年9月4日）、文炳璋（1951年10月10日）、文涧泉（1953年9月8日）、文九明（1953年10月25日）、文平山（1954年4月21日）、文炳璋（1955年5月1日）6封。
建国后毛泽东致文家亲人的信一句古诗可概而括之：“道是无情却有情。”
毛泽东外祖文家，是个大家庭，支系庞大，四世同堂。毛泽东外曾祖父叫文作霖（1797～1824），外曾祖母贺氏（1882年去世），生有三子即文绵薰（1821～1888），文绵芳和文绵姜，文绵薰又名芝仪，即毛泽东的外祖父；毛泽东未见过外祖父，他在毛泽东出生前5年就去世了；毛泽东的外祖母为贺氏（1826～1909），她是一位极慈祥而又好强的女人，毛泽东童、幼年时期得到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于奠定毛泽东乐观、奋发的人生观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贺氏生有三子三女，即毛泽东的舅父文玉瑞（1853～1920：名正义，字勃生，毛泽东称七舅和干爹），文玉钦，名正莹，毛泽东称八舅，丈正材（早夭），毛泽东的大姨妈钟文氏、二姨妈王文氏和毛文氏即毛泽东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位舅母均姓赵。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两位舅父比毛泽东的父亲分别大了17岁和11岁，当毛泽东在家受父责逃避至舅舅那里时，总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毛顺生虽有些专横，但对年长10多岁的妻兄是很尊重的，特别在1910年毛泽东面临人生选择时，两位舅父更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外出不能照顾家庭时，母亲重病亦曾回娘家，得到两位舅父的悉心照料。八舅父还因与毛泽东的关系被捕坐牢以至病贫而亡。
毛泽东除了亲舅父，还有两位叔外公所出的几个表舅文正儒、文正美、文玉森。
毛泽东的表兄则更多了，七、八舅父所出的有：文谷香，文涧泉、文梅青（七舅之子）、文泮香、文运昌、文南松（八舅之子）。其他表亲还有文凯、文东仙、王星臣、王季范、刘霖生、赵浦珠等。
毛泽东与诸表兄弟自幼玩耍，儿时友谊长存于心。毛泽东人主北京后，多有书信往来，有的多次上京见毛泽东。
1950年1月，文涧泉曾写信给毛泽东，请其为自己本家好友文凯介绍参加工作，5月7日，毛泽东复信：“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1953年，文涧泉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要去北京并要介绍其岳家赵氏一个亲戚到北京读书，毛泽东复信说：“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
毛泽东虽然与外祖家感情深笃，但对外家亲人要求甚严。文涧泉等多次上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一面热情招待，还给他们添制衣服或赠送钱物，一面对他们的非份要求，如要坐飞机，要做长袍，或要留下长住或替人介绍工作，毛泽东则婉言回绝，甚至发了脾气。
1954年秋，文运昌在北京舍不得走了，毛泽东竟下了“逐客令”，说：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毛泽东1953年10月25日给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一封信说：
九明同志：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
毛泽东的亲戚要上京，毛泽东一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不允许长住或有其他“小九九”，他往往还叮嘱“不要带任何礼物”，在这句话下加上着重号。又嘱“其他的人”即预先未做计划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外祖家的亲人的对话敦促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文家另眼相待，如1950年5月27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
亚南同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助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
毛泽东与文家亲人的一封封信件，翰墨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手书灵气飞动，为其书法成熟期的佳作，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无处不显出一位伟大人物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的高度原则性与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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