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外祖文家的长期交往,可写成一篇篇动人的佳话。鸿雁传书,有几多悲欢离合,凡人泪,伟人情;不违原则,不徇私情,有时还近乎严厉……
发人深思的是,毛泽东致亲人的信件中,最早最完整的就是写给外祖家诸位亲人的8封信。
文运昌,名士荇,字运昌,又作润昌、咏昌,排行十六,乃是毛泽东八舅父文玉钦的次子,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文运昌与毛泽东关系极为亲密,且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毛泽东出生时,文运昌已有9岁,是名符其实的大哥,对小弟,运昌有过长达近十年的用心呵护,因为幼年和童年的毛泽东,直到1902年,差不多全部时间都是在外祖家与诸表兄共度的,这也是毛泽东人生之初一段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压抑的美好时光。最重要的是,当1910年,毛泽东面临失学并断送前途的险境时,文运昌给毛泽东指引了一条路: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去学习。这是毛泽东人生第一次大转折,从此他挣脱故乡的束缚,开始展翅高飞。此时,文运昌26岁,已从湘乡东山高小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毕业,他向东山学校引荐,并亲自陪同毛泽东进入该校。
毛泽东走出韶山冲,眼界大开。此后,他与文运昌关系更密切了,从一般的玩伴而上升到知己和学友。文运昌关心毛泽东的成长,借了不少时论新书如《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给表弟看。
对这段经历,毛泽东在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多有提及,足见印象之深。不过,在20年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1922年11月11日毛泽东给文运昌的信说:
运昌姻兄:来示接读。刘君实在无法安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录,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舅父母一函请面呈。各位表兄嫂同此问候。有暇盼兄时赐教言。即颂乡祺!弟泽东上
11月11日
原来,在毛泽东略已成名,事业有起色时,文运昌仗着与弟的情谊,有求于他,想让他帮助安排同乡“刘君”的工作。这样的情况,以后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还发生过多次。然而毛泽东却不愿为此询私情,有时甚至显出不高兴。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又一次接到文运昌的引荐信,毛泽东为此于11月27日写了一封颇长的回信。
运昌吾兄: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俸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并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罩死难烈士(泽罩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毛泽东这封“家书”,既无情又有情,堪称中外古今名人书信的典范,其大公无私跃然纸上。
毛泽东与表兄文运昌最后一次书信往来是1950年4月19日,信很短,云:
运昌仁兄如晤: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
顺颂安吉
毛泽东
1950年4月19日
毛泽东是个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致文运昌信手迹。多情男儿,一方面铁面无私,而对过去情谊深铭于心。此信发出后,他惟恐文运昌收不到,又分别写信给其他几位表兄弟,询问文运昌的情况,当年5月7日和12月在给文涧泉、文南松的信中都谈到:“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直到文运昌来信,他才放心。
不过,对毛泽东的“情”与“无情”,文运昌及诸兄弟一度未能很好把握其中的“辨证法”。建国初,文运昌曾给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写信,开列了14个人,均系毛泽东外祖家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毛泽东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1950年5月12日,他复文南松的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从1910年毛泽东出乡关到本世纪50年代初,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写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约20封,其中建国前8封,建国后12封。建国前的信除给文运昌的3封,还有给七、八两位舅父的4封信。这4封信分别写于1918年8月,1919年4月28日,1922年7月5日和1922年11月11日,均发自省城长沙,内容是一般的寒喧、间好和家常。这是毛泽东保存至今的年代最久远的信件,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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