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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求知篇:批注最多的《伦理学原理》
2009-02-18 15:46:33
作者:《毛泽东遗物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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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读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看、思、写相结合,青年时代也是这样。他牢记古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名言,把学与思紧密结合起来。他学习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喜欢在自己读过的书上批注,或打上各种各样的记号,并坚持写心得、日记。他批阅过的书籍和读书笔记、日记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篮,存放于韶山家中。可惜在1927年5月的马日事变后,族人为避免落入反动派之手,将其焚毁。幸存的他批阅过的《伦理学原理》,诚乃凤毛麟角,但仍不失为青年毛泽东读书艺术之花盛开时留下的最美的影象。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毛泽东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过的“修身课”教材。“修身课”为杨昌济先生教授。该书为德国康德主义者泡尔生所著,先由日本的蟹江义译成日文,1908年,蔡元培又把它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属“心物二元论”著作,全书约10万字,毛泽东读后,在书中写了15,000余字的批注,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读书符号。批注写在书的天头地头或字行之间空白处,均系毛笔小楷,最小的字像7号铅字,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批注最多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共5900多字。批注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注者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少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段的提要。凡他认为原著中比较精辟的地方,都浓圈密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此段可谓发挥尽致”、“精切详明”、“至真之理、至激之言”、“吾前所论与此立意全然相同”、“吾极立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此章说得最好”等语。对那些他认为不确切或错误的地方,他就批上“殊未必然”、“定然无益”、“此论大奇”。“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处吾又有不然之意见”等等。从批注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独立思考、勤奋刻苦的读书学习精神。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存在与思维、实践与认识、“人为”与“天然”的问题。如:“学,皆起于实践”;“伦理学之正鸽在实践,非在讲求”;“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等等。
    二、“差别”、“比较”、对立统一和矛盾斗争。如:“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混差别,不知其于道德善恶问题如何处之?”“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观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等等。
    三、“成毁”、“生灭”、“因果”、“变革”。如,“凡自然界无无故而成者,无无故而毁者。人类无无故而生者,无无故而死者,其死既有故,则其故即所以解释之点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则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等等。
    四、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是与非、善与恶。如:“因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先有某事实之观念,后乃发生向之之欲望”;“欲求某种效果,必行含有某种效果之行为”;“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等等。
    五、理想、信仰、道德、人生。如:“至善之理想之决定于人人,由于人类有同一意向”;“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等等。
    六、“个人”、“自我”的地位和作用。如:“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已,己即神也”;“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等等。
    毛泽东极爱读这本书。当时多数同学对哲学不感兴趣,听课不甚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课,勤作笔记,后来他根据这书中的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授课老师杨先生大加赞赏,打了100分。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注,尽管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个师范学生。难能可贵的是他读书时的那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前人讲读书有四到,即所谓“眼到、耳到、手到、心到”,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当学生的时候手到、心到的功夫之深。
    毛泽东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既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珍贵资料,又是研究毛泽东治学经验的重要文献,也是古今中外读书史上的一件奇闻。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书,后来被同学杨韶华借走。1950年9月15日,杨乘周世钊上北京之机,托周奉还于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藉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周世钊启程之前,将此书交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一阅。李锐对毛泽东早年读书情况和生平活动很关心,他得到书后,对毛泽东读书的精神十分钦佩,但此时离周世别赴京仅有3天时间了,于是托人将原书凡有批注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由于李锐得到了这份极为珍贵的资料,促成了他写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李锐的这部书是50年代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最有份量、最有影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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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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