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室里，我们能看到一张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给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这张便条是用毛笔写的，全文如下：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

    这张便条现已成为珍贵的遗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毛泽东读书的缩影。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几次提到《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给予他的影响。他说：“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入中国。《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盛世危言》是广东人郑观应前后花30年心血写成的，1893年出版，辗转翻刻达十余万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郑观应在书中倾吐了许多促人警醒的“危言”，列举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抨击了清政府的顽固保守、政治腐败和种种弊害，要求改革图强。他呼吁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艺制造，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关于政教社会等学说，从政治上进行改良。郑观应在自序中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侏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因此，他主张中国开议院，制宪法，仿行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并提出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族文化，主张既要讲武备，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兵战”，更应开矿山，修铁路，扶植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西方国家展开“商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华，抵抗外侮。
    这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早期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经过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已宣告此路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主张已经成为思想主流。但是对于僻处山村的毛泽东来说，却是全新的，闻所未闻的。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以至读了多遍，他被书中所描述的兴旺前景和作者的爱国热忱所振奋。他觉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大众，贫弱多难的国家，只有按这本书里提的主张才能拯救。认为这本书比四书五经有用得多。从此毛泽东便开始注意阅读那些介绍新学，呼吁救亡图存的时务文章。
    《新民丛报》于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由梁启超主编，初期连载过梁的《新民说》。其宗旨为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和学术文化知识，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03年后，因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受到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批判。1907年停刊。虽然毛泽东读时已是多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无论是内容还是从文体上看。对他来说仍然令其耳目一新。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4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蝥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在梁启超这段文字旁边，毛泽东批了一段话，发挥了梁启超的思想。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尽管毛泽东的思想没有超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毛泽东对政治见解最早的文字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关于毛泽东这段批语的时间，过去人们都认定为是1910年下半年的事，通观全书批注，似可否定，因批注中还有涉及后一两年事的内容。
    通过读《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尤其是梁启超笔端凝结的那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令毛泽东十分感动，因此，这时的毛泽东十分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早年还用“子任”作过笔名。
    《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是毛泽东早年读过的。那时韶山冲里的读书人很少，且读书人家的藏书也极有限，差不多都让毛泽东读完了。他想读更多的书，就翻山越岭往返几十华里，到外婆家去，向舅舅和表哥们借书。毛泽东向表兄文咏昌借书时，文咏昌极为慎重。他说：“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因而毛泽东借书有借条，还书有便条，毛泽东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或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1915年寒假，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母家，向八舅父母拜年，顺便向文咏昌归还他所借的书报，于是便有了开头的还书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