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今长汀县)北山麓下有一座闻名遐迩的“龙山书院”，从前是读书人考取功名的地方，在那白色恐怖年代，这里成了国民党36师师部。

    师部有一间“特别监狱”，关押着一个“特别要犯”，这个“要犯”的生活与众不同，一日三餐有菜有肉，监狱的门窗没有落锁，可以由“要犯”自由打开，随意关闭，还允许他到监狱外的院子里散步。

    这天上午，一位看守军官来到监狱查看，发现桌子上有枚铁钉和夜间点剩的半截蜡烛，这蜡烛底部已用铁钉雕刻成一校古雅隽美的图章。这个看守军官十分欣赏这枚图章，可惜它是蜡的。他沉思了一下，灵机一动，立刻跑到街上买了一把刻刀和一枚石印章，拿回狱中请求“要犯”帮他私人刻一枚图章。兴许闲着无聊，抑或无关紧要，居然“要犯”同意了，操起刻刀横一刀，竖一刀，无须描字，也不用其它工具，好象不费吹灰之力，一忽儿工夫，一枚精巧的图章就交到了看守军官手中，喜得他的嘴张开来合不拢，私下里见了熟人就掏出来让人瞧瞧。不几天，师部里当官的，还有当兵的，去向“要犯”求刻图章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这个“特别监狱”关押的是谁呢？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学家瞿秋白。

    瞿秋白是1935年初，因肺病严重，从瑞金前往香港、上海治病，途经长汀水口乡小迳村时，不幸被捕的。开初，他被关在上杭监狱，经受了严刑拷问，未曾暴露身份。当他正瞒住敌人，致信上海鲁迅先生，请求帮他寻求铺保，设法脱身时，忽然被押送长汀国民党36师师部。审讯时，敌指使叛徒郑大鹏出面指认。瞿秋白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此后，他便一直被关押在师部“特别监狱”中。

    国民党中央获悉瞿秋白被捕后，如获至宝，立即派遣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叛徒、中统特务陈建中从南京前往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

    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还亲自召见王杰夫，说：“你如能说降瞿秋白自首，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及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抵长汀后，多次找瞿秋白谈话。开始想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然而瞿秋白一针见血戳穿其阴谋，并毫不动摇地：“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一次，王杰夫问红军北上的目的，瞿秋白答，“红军北上的真正目的是抗日”。并说：“我相信红军一定能够渡过长江天险，北上抗日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王杰夫、陈建中又探问瞿秋白去香港、上海打算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后，江西等地潜伏计划如何？瞿秋白怒形于色，再也不回答。

    王杰夫无奈，转而劝瞿秋白：“识时务者为俊杰，先生何不效法顾顺章等人。”

    瞿秋白慨然回答道：“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敌人费尽了心机、要尽了花招，结果都无法从瞿秋白身上得到一星半点所需要的东西。敌人劝降失败了！于是，便对瞿秋白下毒手，蒋介石向36师发出“就地枪决、照相验呈”的电令。

    1935年6月18日晨，雾霭笼罩长汀古城。瞿秋白正在窗前铺纸写诗，36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瞿秋白毫无惧色，神态自若，挥毫疾书：“云要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瞿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末署“瞿秋白绝笔”。瞿秋白镇定从容、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得特务连长既敬佩又不寒而栗！

    然后，瞿秋白身穿黛色布中式对襟衫，洁白抵膝布短裤，脚穿黑线袜和黑布鞋，从容步入中山公园凉亭里。此时，敌人已在凉亭里的小圆桌上摆着小菜四碟，酒一瓶。这是瞿秋白的最后刑餐。

    瞿秋白来到凉亭，独坐其上，自斟自酌。酒至半酣，悠闲地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真快乐，辞世长逝为大快乐！”他立于凉亭前，潇酒自若，让摄影师拍下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