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构造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推进，为了解决新问题，因而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他们解决了前人没想的、没干的，而且不解决就会失去革命机遇或者没法取得革命胜利，没法巩固社会主义成果。这些理论体系的产生，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超出了本国的范围，具有世界性的导向力量。

　　前苏联在列宁去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人曾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若干独立主义和理论，他们的自我创新，最终以告别列宁主义和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消逝社会主义苏联而告终，同东欧的八国剧变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大溃败哀曲，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对任何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来说，不谦虚、不谨慎、既骄又躁的严重后果，也许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失去民心，损害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以至于损害国际共运的利益。辩证法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工人阶级政党完全可以从不成熟逐步发展到成熟，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一旦滑进了不谦虚谨慎、既骄又躁的泥坑时，这个党就必然从成熟再度跌回到不成熟，甚至遭到惨败，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中国来说，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人口头上并非阉割或反对马列主义，而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旋涡之中。陷入了为了完善某个人独立的东西，把本不属自己创造的理论，也要翻新地塞入独立的东西之中。这种做法使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工作从而也陷入了没法让人入耳入脑的尴尬之中。

　　比如邓小平理论，应该说其代表内容主要有二，一是他提出的建设经济特区的理论，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属新东西，尽管经济特区这个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早已有之。至如建立市场经济的说法，在中国属首次，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中国则不是首创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前南共联盟所选择的工人自治道路，才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首创建立市场经济的典范。二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论，也属创新之列（尽管它还要经过长久的实践去考验它）。

　　将近20年来一些人所撰写的成千上万篇的文章以及高校成书作为教材销售数百万册的《邓小平理论》却把本属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囊括了进去。

　　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认定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但邓小平本人在讲这个问题时就严正指出：“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东西。”（《邓选》第二卷165页）明明是因为当时党内外有人借总结文化大革命之机妄图全盘否定毛主席、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才不得不把毛主席1957年在《正处》中所申明的识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四条重要内容搬了出来，所以他才讲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以贯之！出了毛病，才来重申罢了。如果说这四项原则在毛主席、周总理体制时期压根儿就没人敢想、敢发现和坚持，在中国又会有几个人相信这种鬼话呢？至如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永远不称霸的和平外交战略和政策等等，那更是不待说的了，因为那是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一代伟人在世时的伟大智慧而创造出来并在毛主席、周恩来体制时期长期成功实践的光辉理论和政策，却也要把它塞到邓小平理论中，就显得让读者、听众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感到尴尬、无奈，以至于反感和厌恶了……所以我周围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从事理论教学的同志，都曾经常给我诉说他们在讲邓小平理论过程中的难言之隐。

　　再如“一国两制”，那些编书者们非要把它说成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并称“是史无前例的创造”，这些说法全然不顾历史、不顾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关于祖国如何统一的那些理论和实践的事实而随意作出的结论。认真学习和研究毛主席、周总理在建国前后直至逝世前关于处理西藏、台湾、香港的历史及方针政策就可以找到“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以下扼要说明三件事情：

　　A、香港回归的政策：别忘了1949年初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十几天之后，毛主席在西柏坡向斯大林秘密特派代表米高扬阐述未来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明确了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须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于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在新中国诞生17天后，尽管广州的解放早已把英国占领下的香港洞开，但挥师南下的第四野战军邓华所部之15兵团在到达这块殖民地的北部边界，中央军委却令其勒马深圳河，并无继续南进一举解放香港之意。这个举动，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香港的英国人纳闷了，全世界似乎都在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难以想见的现象。1951年春，周总理对当时驻香港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作指示时指出：“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和桥头堡。”“这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1957年4月28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明确宣布：“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