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作为一个军长，无法履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自己不能决断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叶挺实在无法工作。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对于叶挺军长的困难处境，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略有所闻。她在一篇《中国的战歌》文章中客观地记叙了这一情况：“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叶挺终于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军各支队进军敌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在新四军内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等人认真听取了叶挺的意见，知道了他十分困难而尴尬的处境，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搞好工作有利，于是迅速将叶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方案：“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也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7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很快进行了研究，3天后即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

　　组织上的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对项英独断专行的一种制约，可项英置若罔闻，对于中共中央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党权、军权在握的项英仍然我行我素。叶、项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项英依然抱着傲慢的态度对待叶挺。项英接到毛、张的电报后，也没有开会，也没有对外宣传，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这样一来，叶挺更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反复对一些较知己的战友说：“我是磨盘中的一粒砂子。”叶挺于8月间打了个电报给秦邦宪、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等人接到叶挺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要予以挽留。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促，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这封电报还同时报送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