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充分利用沙田群众书店这一阵地，开展抗日宣传，推销进步书刊。１９３６年冬，以教育界为主的一些进步人士，开明士绅有感于桂东地处湘省边陲，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教育事业不发达，尤其是新学期开学很久，而教科书仍无着落等问题，倡议开办书店，以解燃眉之急。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筹备，开设了沙田群众书店。其主要业务是经营教科书、工具书和文化教育用品。沙田留守处成立后，立即利用这一阵地，接触群众，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增强共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帮助书店同仁健全董事会（股东会），加强各股东之间的联系，扩大股分，增加资本；拓宽业务范围和渠道，在县城、寨前、大地、四都设立分销处。此外，还帮助他们与生活书店、世界书局建立特约分销关系，购进和销售进步书刊，如《阿Ｑ正传》、《老残游记》、《被开垦的处女地》、《母亲》、《老赵下乡》等等。这些对激发群众的抗日激情，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国民党县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它做了“协助抗战文化宣传运动”的工作。党组织还在群众书店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的支部。然而从1939年起，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和桂东县政府的某些顽固分子却不断的向国民党湖南省党支部和湖南省政府控告群众书店“赤化”，开列黑名单，将与群众书店有关连的人列为“共党分子”。书店屡遭无理检查，省党部也派科长叶国素前来查处，最后“沙田群众书店”只得更名为“沙田群育书店。”　　

　　三、广泛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注意争取军界的上层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沙田留守处按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除配有专人负责知识界外，对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的工作也抓得很紧，而且成效显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使当时的桂东县长胡济石与我们“较为接近”，有时还对中共的活动提供某些方便。沙田群众书店负责人刘彬等以保家卫国为号召，在东水等地组织起抗日自卫联保队，常对为非作歹、骚扰乡里的土匪武装以沉重的打击。活动范围及其影响不断扩大。经留守处的同志做工作，争取团结该队的中、上层人士，使之成为我党所掌握的一支队伍。中共湘南特委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１日向省工委的报告中写道：“在桂东方面， 我们取得了一支自卫队， 并在剿匪中造成了模范队伍”。

　　四、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交涉，要求释放在押的红军战士。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战士赖清洋、林员球、曾坤等三人在与敌作战中被俘，后被解至江西崇义县城监押。１９３７年的年底，顾星奎以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崇义县城，与该县县长聂大炎进行交涉，要求释放在狱的红军战士。他严正指出“继续关押红军战士即严重违背国共两党的有关协议，也异常碍于合作抗日，于国于民不利”。最后迫使崇义县长答应不日放人。虽然当局后来并未履行诺言，但从道义上争得了舆论的支持。

　　五、开展减租减息宣传，号召帮耕帮种。沙田留守处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抗日战争，按照党的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和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等项政策，将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６日在沙田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减租减息。为解决抗日军人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留守处号召并组织群众进行帮耕帮种。对曾为红军游击队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人，进行慰问，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坚定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