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长江大桥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得天独厚地领略到毛泽东的关怀与厚爱，这在新中国的桥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武汉长江大桥选定桥址，到正桥全面施工，一直到大桥建成，毛泽东曾三次亲临大桥工地视察，并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留下了“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丽诗句。毛泽东还勉励建桥职工“要在长江上、黄河上，修上几十座桥，到处都能走”。毛泽东三次视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情景和音容笑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毛泽东视察长江大桥桥址线

　　长江，我国的第一大河，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

　　但是在这一巨大河流上却缺乏一座连接祖国南北的桥梁，祖国的大陆被滚滚的江水分隔为北国和江南，南北的交通在这里受到阻塞，屹立在长江中游的汉口、汉阳、武昌的武汉三镇隔江相望。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武汉人民流传着“黄河水治不好，长江桥修不了”的歌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在1912年就提出要修建长江大桥，尔后，1920年，1921年，1946 年又有人先后倡议在长江上修桥，结果仍是“江水东流去，飞虹如梦呓”。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千百万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才能变成现实。

　　1950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铁道部派遣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赴汉勘测、钻探，进行初步设计。同年，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主持讨论了武汉长江大桥桥址方案，建议桥址采用龟山、蛇山线，会后铁道部函湖北省及武汉市征求意见。7月，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召集各方代表83人共同商讨，同意龟山、蛇山线方案。

　　因此，铁道部将桥址方案意见正式报中央人民政府审批。

　　1953年2月28日，武汉三镇雪后初晴，阳光洒满扬子江畔这座光荣的城市。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听了中南局领导同志汇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正在勘测钻探之后，兴致勃勃地来到黄鹤楼下一带，亲自勘察长江大桥的地址。他健步登上黄鹤楼，极目远眺。毛泽东在黄鹤楼上看了好一会长江之后，往下走。在路旁遇到一个卖豆腐干的小孩，毛泽东和蔼可亲地问他：“多少钱一块？”“一天卖多少？”“家里有几口人？”“是不是全靠这个生活？”小孩子一面回答，一面看着，突然楞住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你是毛主席？”毛泽东笑了。小孩子高兴地跳了起来。就这样，毛泽东被欢乐的人群围起来了。毛泽东慈祥地微笑着向人们招手，一直到登上停泊在码头上的军舰，还站在甲板上向人们摇晃着帽子。正在这时候，突然从蛇山半山腰跑来一位老太太，她不顾一切地挤到江边，眼里充盈着感激的泪花，不停地念叨着说：“真是他老人家，你看看，我连碗水都没敬给他老人家……”。

　　原来，毛泽东从蛇山到黄鹤楼，走到半山腰里，看到一所矮矮的小茅草房子门口挂着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子。茅屋的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孙女过日子。参军的是老太太的孙子。毛泽东关切地问：“生活困难不？”“政府照顾得怎样？”“孙子常来信吗？”老太太回答说，政府照顾得很好，孙子也常来信，还寄钱来，生活过得很好。毛泽东这才放心地与老太太辞别。老太太送走了毛泽东，回到屋里，看见墙上挂着的肖像，这才想起来，是毛主席呀！于是她不顾一切地追到江边。

　　为了进一步摸清桥址地区的地质情况，1954年4月，地质部派出地质工作队和钻探队，会同水利部支援的钻探队和铁道部本身的钻探队，展开了大规模的地质钻探工作。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钻探，作了四个比较线。1955年1月15日，在汉口举行了桥址选线技术会议，最后选定第五比较线（即现桥址线）。

　　1954年1月，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讨论了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批准了初步设计和工程概算，以及1958年底铁路通车和1959年9月底公路通车的竣工期限，同时任命彭敏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政治委员。2月6日，《人民日报》特为大桥的修建发表了“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大桥建设。从此，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序幕正式揭开。

    毛泽东视察长江大桥工地

　　为了领导与组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铁道部于1953年4月成立了武汉大桥工程局。1953年11月，为长江桥开路的汉水铁路桥工程首先开工。1955年，汉水公路桥胜利建

　　成。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江汉桥”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1956年，8个江心墩全面展开施工，在滚滚长江上，交织出一幅雄伟壮观的建桥图景。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工地。

　　清晨，金色的朝霞映红江面。毛泽东乘坐“武康号”轮船飞越激流，冲破巨澜，经汉阳晴川阁向着正在紧张施工的江心桥墩徐徐驶来。穿过2、3号桥墩，接近鹦鹉洲，轮船又返航下行，穿越了3、4号桥墩。毛泽东屹立在驾驶台上，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巡视水上、岸上施工现场。在甲板上，毛泽东听取了彭敏局长的汇报，并详细地询问了大桥的施工方法、职工队伍、创造发明等情况。

　　毛泽东问：“为什么铁路1957年10月通车，公路要到年底？”

　　“铁路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轨即可通车；公路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

　　间铺路面。”彭敏回答说。

　　“什么叫引桥？”

　　彭敏说：“是联结江心正桥和岸上线路的一段在岸上的桥。”

　　毛泽东问：“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他多大年纪了，在哪里工作？”

　　“还有罗英。”彭敏回答道。毛泽东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关于新的管柱钻孔法的具体内容和做法，压气沉箱的具体内容和做法，以及新方法在武汉长江大桥实现的实际经过，并联系到基本建设制度，毛泽东提问甚多，插言也很多。

　　杨尚昆问什么叫复盖层？

　　泽东给他解释，就是岩面上的沙层，并问彭敏是不是。彭敏说是。

　　毛泽东指出报告中“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这一提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问；“假若美国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了30年还未采用这个方法？”

　　毛泽东说：“劳动方法从历史上看，石器时代是使用石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在劳动方法上已大进了一步。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比我们的劳动方法还进步。从社会制度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而劳动方法只有科学不科学，不好分哪些方法是资本主义，哪些是社会主义”。

　　王任重插言：“劳动方法和社会制度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说：“看怎样改一下？”

　　彭敏和王任重详细地汇报了新方法产生的过程。

　　彭敏说：“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可能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象长江大桥的基础设计，如果采用压气沉箱法，在苏联只需很短时间设计出来；如果要采用新方法，则需要做很多试验。因此，设计部门就不愿意采取新方法。施工部门也同样，如果采用新方法，又要增添新的设备，又没有定额，工作搞不好，就拿不到超额奖。所以也不愿意采取新的施工方法。如1949年，苏联修建阿斯特提罕伏尔加河桥时，原设计是采用压气沉箱。经西林同志建议，改用深桩基础。并由西林担任施工的总工程师，事实证明是又快又省。但是工程进行一半时，西林同志被调到中国来子。接替西林的施工负责人，将剩下的一半工程，又改用压气沉箱法。20年来，深桩基础在苏联推广很慢，正式大型桥梁中，除了阿斯特提罕半个桥之外，很少有用深桩基础。”

　　毛泽东听了后说：“困难中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采用钢梁悬臂架设。彭敏向毛泽东介绍“全伸臂安装法”。

　　“半只筷子放在桌子外面，不会掉，因为桌子里面那半只筷子用它的重量平衡了它。我们拼装钢梁也用这种方法，叫做悬臂法，先在桥头架好平衡梁，然后架出去，悬空地架出去……。”

　　当汇报到我们自己创造震动打桩机的时候，毛泽东插言道：“是啊，不能说苏联没有的我们就一定做不出来。个别的东西，我们也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万能打桩机？世界上有万能机器吗？”

　　彭敏说：“是翻译过来的名词。它的性能不过是能打直桩，也能打斜桩，不是万能的。”

　　在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上，毛泽东说：“中央提出十二年，不一定得十二年。长江大桥这是三、四年，就是世界水平了。”

　　毛泽东关切的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

　　彭敏详细地作了回答。

　　对岩石和水下混凝土抗压强度，毛泽东问了详细内容，要求具体解释。彭敏回答说：冲刷假定为百分之一百，就是假定把河床的复盖层全部冲掉，事实上不会全冲掉。

　　毛泽东说：“这样就是更保险些，更坚固些。”

　　“长江上还要修哪几个桥？”毛泽东问。

　　“第二、三个五年计划草案里的，重庆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

　　毛泽东说：“将来长江上修上二十个、三十个桥，黄河上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

　　这次视察后，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第一次，从靠近武昌汉阳门处开始下水，游向汉口岸，斜行距离有十几公里。时间约两个半小时。在第二次畅游长江时，当游到大桥桥墩上游水域时，毛泽东一边踩水，—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临近桥墩时，毛泽东挥臂侧游。从大桥二、三号桥墩间畅游而过，就在三次畅游长江后，毛泽东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

    毛泽东信步走过了长江大桥

　　195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6周年的生日。就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巧夺天工的建桥工，把最后一根钢梁平稳地安装在大桥合龙处，完成了最后一个米字。

　　武汉长江大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有两台八墩九孔，每孔跨度为128米，这是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公路位于上层，铁路位于下层。这座大桥的建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丰碑，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1957年9月6日傍晚，武汉大桥工程局和一桥处的负责人，都聚集在汉阳桥头。他们在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当时已将近黄昏，工人已经下班，大桥工地显得十分宁静。

　　六点半钟左右，从汉口方向驰来了二十几辆小汽车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开到了桥头的凉亭旁，徐徐停稳。毛泽东穿着一套灰色中山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从汽车里走出来，和等候在桥头的人们一一握手。接着，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行走在公路桥上，直向江心走去，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紧紧跟在毛泽东的周围。毛泽东一面环顾历历在目的武汉三镇，一面十分细心地询问大桥的一些工程情况，毛泽东一边走一边问，谈笑风生。

　　毛泽东问大家修这座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

　　杨在田回答说：“一共用了五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毛泽东说“不算多。”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他—会面向下游，眺望武汉三镇，一会又面向上游，指着江中问道：“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呀？”。

　　“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王任重回答说。

　　“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毛泽东又问。

　　“黄鹤楼因修大桥拆了，现在正计划着重修。”王任重说。

　　毛泽东说：“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

　　走到大桥中间，毛泽东停在漆着灰色、黑色、天蓝色三种不同颜色的栏杆旁，问道：“怎么还漆三种不同颜色？这是让谁看的呀？”

　　“我们想征求群众意见，看漆哪种颜色好些。”杜景云回答锐。

　　毛泽东笑了笑，用他那浓厚的湖南话称赞说；“好啊，你们搞建设还走群众路线啰！”

　　毛泽东又转过身对壬任重说：“你是湖北的主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王任重说：“我还没想好呢！”毛泽东同意灰色，说灰色与江水比较协调。

　　接着，毛泽东问杨在田：“你们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有13000人。”“技术人员有多少？”“300多个。”“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24个。”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现在如果没有苏联专家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关切的询问着。

　　“可以修了。”杨在田回答说。

　　“可以修了吗？”毛泽东紧接着又重复问一句；

　　“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人们陪着毛泽东不停地向前走着。来到桥的中央，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火。毛泽东走到下游的栏杆旁边，看着灯火辉煌的汉口说：“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

　　“从水面到桥面有多高？”毛泽东问。

　　“有40公尺高。”杨在田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