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心之声：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毛泽东革命，形象地说，靠“两杆子”打天下，一支笔杆子，一支枪杆子。
    “笔杆子”象征“文道”，形容知识、文化、读书、文章等；
    “枪杆子”象征“武道”，形容武装斗争、兵马数量、武器装备、实力能量等。
    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钉”、“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人们常常把“枪杆子”和“笔杆子”对立起来，似乎拿枪杆子就没有文化，不会拿笔杆子；而拿笔杆子就没有力量，不会拿枪杆子。
    而毛泽东推翻了这一成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干不成革命；只有枪杆子，没有笔杆子，同样干不成革命。笔杆子必须与枪杆子结合起来，再联系群众，才能干成革命。

    毛泽东把二者结合起来，大体经历了七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把自己的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实现了文武双全；
    第二阶段，把党的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第三阶段，把军队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提出“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
    第四阶段，在政权建设中推广“三三制”，团结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把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
    第五阶段，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把革命群体内的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结合起来；
    第六阶段，通过文化统一战线，把文化战场的“笔杆子”与军事战场的“枪杆子”结合起来，形成战胜敌人的两个战场；
    第七阶段，通过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把民主党派中的笔杆子与共产党队伍中的枪杆子结合起来，共同建国。

    第一阶段，毛泽东把自己的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打成一片，从青年时代就已经锤炼完成。
    二十四岁那年，青年毛泽东作《体育之研究》倡导“文而兼武”、“身心并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对于个人而言，青年毛泽东强调的“文”、“心”、“精神”相当于“笔杆子”，“武”、“身”和“体魄”相当于“枪杆子”，两者合一的体现是坚持修心、坚持学习、坚持锻炼，最后达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
    毛泽东打了一辈子仗，拿枪的时间极少，所谓“枪杆子”在他的字典里不过是“军事”、“实力”的代名词。
    但是，在十八岁那年，毛泽东却摸过一次枪。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当月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参加了驻长沙的起义新军，成为一名列兵。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把每月饷银的大部分用于购买报纸，重视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
    可以说，这是他最早一次把“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的实践。

    还是在二十四岁那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发生了一件奇事。
    当时南北军阀混战，北军败走，南军未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在第一师范附近徘徊。这时，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学校周围山头。
    当溃军向北移动时，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商会出钱遣散。
    据说，当时溃军人数有两三千之多。全校师生议论说，“毛泽东浑身都是胆。”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用兵，赤手空拳，智退溃军。
    除了“浑身是胆”之外，毛泽东把“枪杆子”（警察的“真枪”）和“笔杆子”（读书的学生）结合起来，才取得了这样聪明的胜利。

    1919年7月，刚从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自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重量级文章。
    经过十八年的修学储能，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笔杆子”了。
    然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毛泽东这支“笔杆子”，却遇到了当地军阀张敬尧这支“枪杆子”的阻挠。
    1919年5月，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8月中旬，由于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湖南学生联合会，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仅仅出版了四期的《湘江评论》被强行终止……这真是“秀才遇见兵”，笔杆子遇到了枪杆子，毛泽东怕不怕呢？当然不怕，他开始组织反击。
    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
    11月16日，毛泽东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
    12月3日，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
    12月6日，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同日，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
    12月22日，为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信社，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随后，相继就张敬尧矿厂抵押借款、违禁运烟、侵吞湘省米盐公款、摧残教育等十大罪状，上报北京政府，要求政府速将其撤任回京，依法惩办。
    1920年1月，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向北京政府最后一次请愿。
    6月，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张敬尧祸湘，“欺人太甚，有些难忍”。“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
    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经过九个月的努力，毛泽东主导的“驱张运动”取得了最后胜利。

    “驱张运动”在毛泽东的人生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不值得大书特书。
    毛泽东对此并不满意，因为赶走了一个张敬尧，又来了一个督军谭延闿，换汤不换药，不能达到他改造社会之目的。
    驱张运动胜利的当日，毛泽东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文章指出，湖南驱张运动将要完结，“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
    然而，这条路毕竟走不通，毛泽东很快就找到了更正确的革命道路——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组织地进行革命。
    但是，毛泽东在建党前的这段“驱张运动”，展现了一个革命的“笔杆子”，在“枪杆子”的淫威面前，如何大义凛然，如何坚贞不屈，如何斗智斗勇，最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智慧，达到了驱逐“枪杆子”的目的。
    这为毛泽东今后的人生，将革命事业的“笔杆子”与“枪杆子”有机结合，提供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第二阶段，把党的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早期建党的同志，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有些还是当时响当当的大知识分子。我们说党靠笔杆子起家，是没有错的。建党的三位主要人物都是那个时代的大笔杆子。
    陈独秀，是晚清秀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五四运动的主将、被毛泽东称为“思想界的明星”，唤醒和启蒙了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知名笔杆子。
    李大钊，《每周评论》创始人，曾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轰动全国，是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先行者之一，堪称大笔杆子。
    毛泽东，建党时已是大彻大悟的觉者，不仅是写出《心之力》、《民众的大联合》、《湖南人民自决》等著名篇章的笔杆子，而且是敢于与枪杆子作斗争的硬笔杆子。

    参与建党的其他同志，如李达、李汉俊，同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董必武，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毕业，法律专家；陈潭秋，武汉大学高材生，酷爱文学、英语；何叔衡，前清秀才、毛泽东第一师范的同学；王尽美、邓恩铭，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共同主编《励新》；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当时都是北京大学高材生；周佛海，留学日本，也算一个知识分子。
    另外一些建党及党的早期领导人物，如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彭湃等等，无一另外的都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如周恩来所言，“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在书籍中、在知识中、在留学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们率先觉悟，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笔杆子建党，这是中国“士”阶层应有的历史担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然而，仅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革命也不可能成功。正可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自古以来，中国“士者”或知识分子阶层都有他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书没有读透，学问没有到底”，于是就没有力量，没有智慧，难以调动力量，难于战胜敌人，常常半途而废，或归于失败。
    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很多，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革命也是经典教训。陈独秀在理论上就轻视“枪杆子”，他心中的革命是文化革命、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革命等等，不包含武装革命，在政策实践中更是排斥“武力”。早在1918年，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就宣称“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为：
    第一、当排斥武力政治。
    第二、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
    第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

    陈独秀的上述救国政见，是典型的书生意气，在今后的革命实践中被毛泽东一一超越。其中第一条就是如何看待“武力”的问题。陈独秀因为反对“暴力革命”，排斥“武装斗争”，最后遭到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军事镇压，使得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1927年在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总结这段血的教训时说：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的笔杆子们最后拿起了枪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教导出来的，而是蒋介石这些枪杆子们用“真刀真枪”逼出来的。
    毛泽东自己在建党以后，搞过工人运动，搞过农民运动，也搞过国共合作的政治运动、民众运动等等，但是因为没有抓枪杆子，造成革命的灭顶之灾。尽管他一度重视过，但没有坚持。
    他在八七会议上检讨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坚定了自己的信心，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定不移地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8年，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提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回顾了党丢掉武装斗争的惨痛历史教训，他说：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把“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党的领导”并列，称作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在文中进一步分析道：
    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直到1945年，毛泽东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没有忘记一九二七年的那场失败，继续强调轻视“武装斗争”的幼稚，他说：
    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可以说，党的笔杆子与枪杆子真正结合起来，并得到全党的共识是在1945年，整整经历了二十四年。当党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并从思想上打成一片之后，就离最后的胜利不远了。

    第三阶段，把军队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提出“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
    1927年，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后，创建了自己的“枪杆子”——中国工农红军。这支枪杆子脱胎于旧军阀，身上沾满了旧军阀的习气，是一支“质胜文则野”的军队。
    毛泽东如何领导枪杆子、发展枪杆子？首先需要改造枪杆子。
    三湾改编是第一步。古田会议是第二步。经过两年多的多次改造，笔杆子给枪杆子定下了若干规矩：
    一、实行民主主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倡导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优待俘虏的新文化；
    二、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废除旧军队打骂士兵的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
    三、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四、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巩固军队基层组织；
    五、建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自觉的纪律性；
    六、纠正党内八种错误思想，即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七、提倡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八、明确军队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
    这些规矩都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相遇后，碰撞出来的、斗争出来的。枪杆子经过笔杆子改造后，除去了身上的不良习气，灌注了先进的革命精神与文化，逐渐锤炼成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

    为了持续改进枪杆子，毛泽东还非常注重军队的教育培训。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开办了军官教导队。在中央苏区又设立了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等军事学校，加强对红军干部和士兵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战略和战术水平。
    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折服地说：“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
    到了陕北后，共产党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行政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青年干部训练班、延安大学、西北工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等30余所干部学校。
    这些都是笔杆子与枪杆子相互融合的“道场”。在林彪创建“抗大”时，他本人既是校长又是学员，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既是领导又是讲师。在他们的努力下，共产党的军队逐步演化为大学校、大熔炉、大家庭。

    枪杆子代表军事，笔杆子代表文化，笔杆子与枪杆子的结合是个长期的过程。在笔杆子持续不断的教化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越来越文化起来。
    毛泽东常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为此，毛泽东经常不断地给军队有意识地配备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与军队指战员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战斗。1939年，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强调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党和军队的重要性，他说：
    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不仅笔杆子可以影响枪杆子，枪杆子也可以影响笔杆子。
    笔杆子在枪杆子的队伍中改造了自身，得到了磨炼，受到了教育；枪杆子在笔杆子的引领下，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本领。他们的结合，使得军队“文武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1939年，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演讲中说：
    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

    毛泽东在文中引用拿破仑的话“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说明笔杆子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来自跟枪杆子的结合，如果离开了枪杆子也没有用。
    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他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自己的一支笔就胜过无数支“毛瑟枪”，他经常用“笔”来退敌。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质问国民党》等系列文章掀起舆论战，打败了蒋介石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四篇文章智退傅作义偷袭西柏坡中央驻地的危险行为。
    1943年3月，蒋介石明面上拿起了笔杆子，撰写《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极力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同时，国民党还出版大量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为其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1943年6月，蒋介石暗地里电令胡宗南，调集数十万大军，准备闪击延安。为了制止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采取针锋相对的宣传舆论斗争方针。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严正指出：国民党“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1943年夏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在共产党的舆论攻势下，国统区人民和国际舆论反映强烈。苏、美、英等国大使还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军事上也无机可乘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这样，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磨擦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了。这是以笔杆子战胜枪杆子的生动一例。
    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毛泽东接到情报后，调兵遣将，长袖善舞，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空城计，先后在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四篇亲自起草的新闻广播稿：《蒋傅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傅作义部听到广播，感到十分诧异：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党怎么知道的一清二楚？他们料定：共军打仗向来谨慎，中共首脑机关不会无兵把守的，于是，十万大军退回北平。而当时华北军区留守西柏坡的兵力只有一个团约1000余人。不动一兵一卒，仅凭一支笔就“击退”十万大军，这是什么力量？

    这两个例子，都是毛泽东运用笔杆子战胜敌人的杰作。当然，毛泽东此时的“笔”，已经不是驱张运动时的那支“笔”了。
    当年，毛泽东的笔杆子背后没有一支枪杆子，而现在毛泽东的“笔杆子”后面是数十万的人民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笔杆子和枪杆子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水乳交融，打成一片了。
    所以，此时毛泽东的“笔杆子”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党的事业生命体的整体力量，这个力量毋庸置疑，真实不虚。据说，三国时期诸葛亮的《空城计》是演绎的，并非真实历史，而毛泽东以笔杆子智退数万、数十万大军的智谋，却真实地书写在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上，流芳百世。
    第四阶段，在政权建设中推广“三三制”，团结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把党内外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共产党的事业生命体，是由党、政、军、民四个部分组成。
    党的政权建设早期是党拿着枪杆子完成的。1927年11月，井冈山第一个工农兵政府——茶陵工农兵政府，就是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后建立的，随后建立了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等六县工农兵政府。这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早期探索，经常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

    1931年11月，毛泽东领导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五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根据地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0万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是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预演。
当时，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土地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鼎丞，财政人民委员会主席林伯渠，司法人民委员会主席梁柏台，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以栗，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徐特立，工农监察人民委员会主席何叔衡，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这些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全部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说：
    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

    这个阶段的政权建设，主要由党的干部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笔杆子）亲自领导完成，是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锻炼过程。
    但是，随着党的事业的壮大，政权范围的扩大，仅仅依靠党内力量办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团结党外的力量，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的力量，联合管理政府。
    为此，毛泽东到了陕北以后，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逐渐形成党内、外笔杆子与党领导下的枪杆子合作建政的良好局面。“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
    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为了推行“三三制”，毛泽东1942年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特别批评了党内的“关门主义”，他说：
    他们至今还不明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因此，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如果不能团结大多数人民，我们的革命就不能成功。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三三制”政府内实施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在用人方面要任人唯贤，确保党内党外平等。他强调说：
    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应给以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在学习上，凡在一切有党外人员的机关、学校中，无论在职干部教育或学校教育，党外人员均与共产党员有同样的学习权利。在物质上，不是空喊优待，而是按工作情况、工作需要及现有物质条件给以真正必需的帮助，并须使党员了解这种帮助是应该的。

    关于“三三制”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毛泽东1940年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毛泽东在这里强调“领导权”是依靠“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而不是“盛气凌人”，这是团结党外人士的关键。
    在政权建设上的“三三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团结、调动和发挥党内党外两个积极性，把党内党外的笔杆子与党的枪杆子三方面结合起来，共同建设民主政权。“三三制”政权探索，为抗战胜利后联合政府构想的提出、及建国之初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五阶段，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把革命群体内的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结合起来。
    前面三个阶段，强调了笔杆子在建党、建军、建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笔杆子并非纯洁无瑕，他自身的问题也很多，所以，笔杆子也需要改造自身，需要接受枪杆子的改造，达到完全的觉悟，从而成为革命队伍中真正有力的领导者。
    鉴于革命队伍中笔杆子身上的缺点，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颓废悲观、为艺术而艺术等等，严重制约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毛泽东从1942年开始，对于党内同志，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文艺界同志，发起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这三种作风，在笔杆子和枪杆子身上都有，但是，笔杆子的问题更大，犯了错误对革命影响更大。延安整风主要针对党内的笔杆子，也就是党内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自满。有点学问就摆架子，得少为足，浅尝辄止，知识学问总处于“半瓢水”状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成就事业。所以，常常为人们所诟病。
    毛泽东1938年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告诫知识分子，他说：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批评知识分子摆架子是有害的，他说：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毛泽东为什么说知识分子有时是“比较地最无知识呢”？
    因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而他们所学的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这种知识未经实践证明的知识是片面知识。毛泽东由此规劝知识分子要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笔杆子（知识分子）的优点与缺点，暴露无余，真可谓成也笔杆子，败也笔杆子。
    所谓“成”，是指中国革命由笔杆子领先，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所谓“败”，是指中国革命几次大的挫折，都是由笔杆子教条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延安时期，毛泽东认为已经到了总结和纠正笔杆子问题的时候了。
    毛泽东首先纠正了党内笔杆子的几种糊涂认识，譬如，读了几本马列主义著作就自以为是理论家，自己是知识分子就看不起工农群众，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就以为理论水平提高了，将马列主义当成教条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等等。
    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认识问题，这也是改造革命的笔杆子最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他首先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理论水平落后于革命实践，应该加以提高。为什么会落后呢？因为一些笔杆子仅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但是没有结合中国历史与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就妄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是假理论家。
    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家，应该“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毛泽东还特别给笔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效果定了一个标准，他说：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毛泽东盛赞“马克思”式的知识分子，他说：“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
    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马克思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真笔杆子，毛泽东本人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希望全党都能学习这种“真正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道不可须臾离也”的意思，被毛泽东简化为“理论联系实际”这条最高法则。
    但是，即便是“真正的理论”，也不是永恒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它随时需要联系实际，接受实践的检验。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呢？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呢？
    毛泽东给出的答案简单形象，那就是“有的放矢”，他说：
    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于是，我们找到了毛泽东改造笔杆子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已经提出，是党内笔杆子的迫切任务，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
    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毛泽东自己是笔杆子，从青年时代就不断地修炼与改造自己，他深知笔杆子的优点与缺点。
    所以，他能给出改造笔杆子的正确路径：放下架子——与群众相结合、与实际相结合——有的放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形成中国真正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这条路径，可以说是革命的笔杆子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路。

    我们再看看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在党内实行整风的同时，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也体现了他一贯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平衡思维。笔杆子有两种，一种在党内，一种在党外。党外笔杆子的改造，毛泽东是从文艺界入手的。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文艺工作”要为“革命工作”服务，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说：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毛泽东提到的“文化战线”就是笔杆子的队伍，讲究“文道”；“军事战线”就是枪杆子的队伍，讲究“武道”。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文武之道”。
    这又是另一门“笔杆子与枪杆子”相结合的艺术。这里的笔杆子有着更宽泛的内涵，因为他除了包含党内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党外的、非革命的甚至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当然毛泽东首先针对的是文艺界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在解放后又进一步推广到全体知识分子。

    毛泽东认为，文化军队是从“五四”以来就在中国形成的，曾经帮助了中国革命。后来，这支军队与战场上的军队，被反动派以“以数量对质量”、以金钱买文化、以武力灭新文化等手段所“隔断了”。抗日战争爆发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又自动自发地来到延安，这是好事情。但是，因为他们不能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相结合，从而不能发挥文化军队的威力，所以，毛泽东召集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这段话的通俗意义就是，要把“笔杆子”改造成无形的“枪杆子”（或称“软刀子”），打造成坚强的文化军队，对付共同的敌人。
    但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思想上存在种种问题。
    有立场问题，他们没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有态度问题，不能区别敌友而采取不同的态度；
    有工作对象问题，不知道作品写给谁看；
    有学习问题，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等等，这些都是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通病。

    毛泽东给文艺工作者治病的“君药”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要起变化”，也就是“灵魂深处要革命”。
    非如此，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非如此，不能实行真正的“大众化”；非如此，不能有真正的文艺创造。
    毛泽东说：“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谈了他自己“灵魂革命”的经过，他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这个“感情起了变化”是指“觉悟”，从“一个阶级”觉悟到“另一个阶级”，从“有产阶级”觉悟到“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从“小我”觉悟到“大我”。
    二十四岁的毛泽东曾经觉悟到“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这是认识上的觉悟，行动上未必做得到。
    二十八岁投入革命之后，当他“感情起了变化”，这时的“大我”就是真实不虚的了，不仅认识到了，而且做到了，可以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了。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是笔杆子们成就自己的必经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再造人生，做一个于人民有益的笔杆子。
    毛泽东认为，一个觉悟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是这样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是确定无疑的了。
    为了服务工农兵，必须了解工农兵，走进工农兵，从工农兵这个“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吸取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那么，文艺与政治有何关系呢？是否存在脱离政治的纯粹艺术呢？毛泽东说：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

    毛泽东在这里再次强调了革命事业的“本末先后”。“文艺”与“政治”比较，它们都是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同样不可或缺。如果要讲究本末先后？当然是“政治”在先，“文艺”在后；“政治”是本，“文艺”是末，“文艺服从于政治”。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文艺批评的标准，他认为：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性思想，也是促使“笔杆子”武装起来的重要思想武器，他接着说：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