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上海解放前夕，由邓小平同志安排我从部队转到华东局组织部任副部长，协助张鼎丞同志工作，同时也会同曾山筹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在江苏丹阳的日子里，我和曾山住在一起。当时，为了接管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对华东解放大军从物质上包括大量的粮食、煤炭、棉花作了充分的准备，曾山就是这些物资的大管家。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苦，曾山和我吃饭常常是一碗面条，连菜也没有。但我们却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上海就要解放了，全国的胜利就要来临了。

    当时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说：你们共产党、解放军即使能打下大城市，也肯定管理不好大城市。毛主席针对这些谰言，教育和鼓励我们说：我们必须下好这着棋，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仅能够打下大城市，而且也一定能够管理好大城市，还更要建设好大城市。事实证明，我们实现了毛主席的光辉预言。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时，特别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城后，部队不进民房，露宿街道，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给上海人民非常好的印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深信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管理好上海这座大城市。

    任上海市副市长

    上海解放后，曾山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负责经济工作。此时，由他经手的钱物不是成百成千，而是成万成亿，但曾山仍然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国民党曾经叫嚣：上海是一座大染缸，要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曾山当时的工作岗位，应该说是站在第一线的。我在与曾山交往中，没有感到他有任何变化，他还是那样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特别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那年冬天，当时实行供给制，他穿的那件旧棉袄已经破了，许多人都劝他换一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许多上海人都不会相信穿着那件破棉袄的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后来那件破棉袄实在不行了，他就做了一件罩衫罩在外面。为了建设好、管理好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曾山夜以继日地操劳，生活却依然十分清苦，以至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楼梯上。

    曾山常常教育家人：“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属于人民。他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私利。解放初期，曾山同志的女儿从江西老家来到上海，他没有为女儿安排舒适的生活，而是让她到纱厂去做工。他女儿进厂不久，有人问起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说什么也不相信她是副市长的女儿。曾山知道这个情况后，教育女儿要正确对待，帮助女儿认识到在纱厂做工是很光荣的，一定要努力做好，还特意安排女儿到远离市区的吴淞纱厂做工。

    人民眼里的曾山

    1952年夏天，我国实行干部休假制度的第一年，我同曾山一起回家乡探亲。我们离开江西吉安老家已经20来年了，很想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和烈士家属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上海出发到南昌，再转车到吉安。记得就在去曾山家乡白沙的余家河渡船上，我们听到群众在议论，大概是他们看到了回乡探亲的我们两人，忽然议论到曾山。有的人说，乡亲们盼望曾山同志能回来看看。有的人发牢骚说，曾山现在官做大了，工作忙了，忘记我们了，不来看我们了；有的人说，曾山还是会来看我们的，他过去是我们江西省的苏维埃主席吆!他能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作些指点多好。曾山听了这些议论，只好半遮着脸对我笑。这些群众根本没有想到，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曾山就坐在他们中间哩。

    当天，我在曾山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即去陂下我家。可是到了距我家还有十多里的洋田，就有敲锣打鼓放鞭炮的人群，还有小学生载歌载舞，搞得我很尴尬。到家后，亲朋好友更是川流不息，有的提着一只老母鸡，有的挽了一篮鸡蛋、花生，每天吃饭要三大桌，弄得我家没法招待。我抓紧时间去一些烈军属家中看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原新四军第1支队参谋长胡发坚烈士的家属生病，缺医少药，没有饭吃，生活十分困难，我就请当地政府先解决她眼前的困难，并让省民政厅给予定期救济。当看到我家周围的大樟树被乱砍乱伐，有的做家具、木箱，有的拿去贩卖，有的用土法熬樟油，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很生气，但我知道他们也穷，要想弄点钱用，只能转告当地政府去解决。

    为了避免家乡群众的送行麻烦，我在第三天的半夜，就偷偷地回到曾山家里。他见到我就说：我们赶快回南昌去，争取去庐山休息几天。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刚到南昌，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便对我们说：“陈毅同志来了电报，要你们马上去莫干山，他已经和张云逸、刘晓、刘长胜等同志在那里等你们了。”于是，我们就离开南昌到了杭州，在莫干山上难得休息了整整一个星期。在那几天里，我陪曾山同志爬山、打猎、呼吸新鲜空气，看山色云海风景，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的工作汇报，还和陈老总下围棋，刘晓还给我们拍了一些照片。

    1952年夏，曾山因为工作需要，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商业部部长，后来又调任民政部长。在今天许多人眼里，这或许是一个“美差”，但曾山依然保持了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作风，一直到他逝世。其实，曾山同志的这许多美德，就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永远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曾山补袜

    几次战斗中，曾山率领红军独立团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一次，有位同志分到一双新袜子后，便把一双破旧袜子扔到门口草地上。曾山正巧打此路过，他摇了摇头，弯下腰将袜子拾了起来，回到屋里洗了洗。烘干后，坐在门前石墩上认真补起来，补的针线又细又密，旁观的同志无不啧啧称奇，夸道：“曾主席好手艺。”

    袜子缝好的当晚，曾山召开了省委机关全体同志会议，他拿出那双补好的袜子高高地抖了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是一双破旧袜子，补一补，不是照样可以穿吗。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却把他扔掉了，谁扔掉的，我不追究，严肃说起来，扔掉的是红军的传统啊！要知道这虽是一双普普通能的袜子，它可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同志们！”曾山越说越激动。

    说着说着，台下一位同志如坐针毡，只见他坐不是，站不是，很不自在又很不安心起来，突然。“哇——”地一声哭了。曾山同志走上前去，吃惊地问道：“你为啥哭？”那个战士低下头，不好意思地承认说：“这袜子是我丢的，我忘本，请曾主席处分吧！”

    曾山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温和地说：“认错改错了就是好同志，我何必处分你呢！”

    “嗯嗯！”那位战士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那双袜子能给我吗？”

    曾山笑呵呵地说：“不用了，这双袜子就归我了，你还是穿那双新袜吧！”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使大家受益匪浅。打那以后，曾山所领导的部队里从没发现丢过一寸布、一块旧手绢，艰苦朴素的作风得到了发扬。

    半面红旗表忠心

    1934年冬，主力红军长征后，曾山率领部队在敌人重重围困中坚持了几个月，才同胡海同志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团会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决定突出重围，到粤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曾山拿出一面绣有“艰苦奋斗”四个字的红旗，分为两半，同胡海各执一半。他们相互约定，等到革命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重新缝合起来。他和胡海坚信革命斗争终将取得胜利。曾山率领部队几经恶战，终于突出重围，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捉拿曾山者，赏洋八万元。”勇敢机智的曾山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敌人层层关卡，终于辗转到达上海，同长征途中受中央委派回上海领导革命斗争的陈云同志取得了联系，找到党组织，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革命胜利后，曾山才知道胡海同志英勇牺牲了。当年留下的那半面红旗，如今在江西吉安烈士纪念馆，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它既是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一个象征，也是曾山同志革命生涯的一个见证。

    烽火情缘

    曾山驰骋沙场、奇功卓著，邓六金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之一。他们相识相恋、相知相伴的经历鲜为人知。

    1938年春，在中央党校，邓六金遇到了从苏联回来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曾山同志。会议结束那天，与邓六金一起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兴致勃勃地跑进邓六金居住的窑洞，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江西的曾主席来了，我带你去认识认识。”说完，危秀英不由分说地连拉带拽把邓六金拉到了曾山面前。

    当时的曾山30岁出头，文质彬彬，一张敦厚的方脸盘，一双睿智的眼睛，态度和蔼，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时谁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民运、青年、妇女等各个方面的干部，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开辟东南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曾山这一要求，并交代中央组织部办理。于是，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各单位，主要是中央党校和抗大挑选合适的人才，一共选定了20多位，但就是缺少妇女干部。这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想起了邓六金，并把邓六金的情况向曾山作了全面介绍。曾山曾记载道：邓六金，福建上杭人，贫农出身，从小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共产党，参加过苏维埃时期土地革命斗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8年10月的一天，李富春副部长打电话给正在中央党校14班学习的邓六金，叫她来组织部谈话。李富春动员她去抗日前线搞民运工作，当征求她去什么地方合适时，邓六金没作过多考虑，只是顺口说：“我去东北吧。”

    面对她的选择，李富春依然笑着说：“我看你到华中最合适，华中缺少妇女干部。”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邓六金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后交代说：“你跟他（曾山）走。”

    这年12月，曾山率领中央组织部挑选的2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准备奔赴东南前线。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邓六金。曾山一行到达西安以后，由于国民党拖着不发“护照”，致使他们在西安滞留了一个月之久。

    这时，在其他同志撮合下，邓六金已经同意与曾山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随着见面的增加，两人的感情日浓，当曾山提出单独先走，同行的年轻同志闹着：“喝完喜酒再走。”他们用曾山和邓六金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一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没有两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发来电报：“同意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曾山与邓六金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彼此倾心，结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邓六金在这场终身大事面前流泪了。她说：“我不想结婚，我还要工作。”邓六金在长征路上亲眼见过贺子珍、陈慧清（邓发夫人）几位大姐生孩子的痛苦。她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只有求老百姓收养，找不到收养的人，只能包裹好孩子，放在马路边，孩子哇哇哭，母亲一步三回头往前走。她想：生了孩子就要带孩子，这于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经暗暗发誓：我不结婚，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她爱曾山。在同志们的“促成”下，他们结合了。

    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为他们祝贺。他们请了林老和同行的20多位同志在饭馆吃了一餐便饭，作为答谢。

    与儿子曾庆红

    据邓妈妈回忆，一天早晨，曾山指定刚回到父母身边一年多、年龄只有十几岁的曾庆红背诵《辨奸论》。孩子专心致志背了半个小时，把《辨奸论》背得烂熟。晚饭后，曾庆红陪爸爸散步，显然早上背书的事，曾山并没有放过，他问曾庆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习《辨奸论》吗？”

    曾庆红若有所思后，就将曾山常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曾山笑了，又问：“你具体说说取些什么呢？”

    曾山话音才落，聪颖的曾庆红就脱口而出：“为了今后识别事物的好坏。”“对。”曾山循循善诱，“让你学习《辨奸论》，就是要你学习细致观察问题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去认识问题的方法。”一个故事一个真理。父亲肚子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从那以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道理，就深深刻在曾庆红的脑子里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真是足够受用终生。就在邓六金勤勤恳恳工作，事业辉煌的时候，一件重大的家庭不幸落在了她的身上，使她悲恸欲绝。1972年，“文革”中受到迫害、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突然因病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叮嘱子女：“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党对我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依靠自己去生活，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