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1899年11月10日—1972年4月16日），原名曾如柏，又名修生、宪朴、曾珊、唐古。乳名洛生，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化名唐沽。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锦源村人。工人出身，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人物生平

    1899年11月10日（农历）生于江西吉安县永和镇白沙锦源村。

    1915年他被送进赣州一家丝线作坊学徒三年，帮工两年，这使曾山在青年时期受到了艰苦的磨炼。曾山1925年随兄曾延生参加农民运动。

    1925年秋，在哥哥曾延生（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团体“觉群社”，投身革命。

    1926年10月，由曾迎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当选吉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与组织全县农民运动，他发动儒林区农民，将当地一名破坏农会的土豪劣绅曾伏苟捆押送县，后经县长批准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7月，奉命赴广州，进叶剑英领导的四军教导团，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军南征到广东。同年冬入教导团当上士、事务长，参加广州起义。月底，返回吉安，受党组织指派，到吉安县官田、敖城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芳井支部。

    1928年春回家乡，任中共支部书记、吉安西区区委书记，是年农历四月初九，曾山与周冕、萧仕梅、萧志铎等率领官田一逞的贫苦农民，组织发动农民参加赣南武装起义。6月，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1月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3月会见毛泽东、朱德，此后随红四军开展地方工作。6月被选为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29年5月，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山被选为特委委员。10月，赣西革命委员成立，曾山任主席。

    1930年2月，曾山以中共赣西特委代表身份，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在吉安县陂头召开的“二·七”会议，会上，在讨论土地分配时，产生分歧，曾山和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等人积极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等多数人的赞同。2月中旬，召开赣西苏维埃联席会议，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

    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动员组织赣南革命根据地群众，支援主力红军取得第一至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11月。受到“左”倾领导者不公正的批判，改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

    1934年2月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

    1934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率江西省党政军机关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指挥机关人员和少数部队分散进行游击活动。5月游击队失败后潜往上海，找到党组织，后被派赴苏联。同年8月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曾山从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并兼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被派去协助项英、陈毅做南方各省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协助项英组建新四军开展江西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1938年1至3月，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相继在南昌市六眼井成立，曾山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7月，奉命返吉安，联系将新四军办事处迁至吉安办公问题。8月，曾山兼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9月，曾山出席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了党内在一个时期内注意防止右倾错误。

    1939年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任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部长。

    1940年，曾山离开吉安，调中共东南局工作，来至皖南，同年，率领东南局机关及党校一批干部撤离皖南，进入苏南解放区。

    1941年2月皖南事变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曾山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长兼财委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并兼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动员大批人力物资支援前线，恢复国民经济建设。

    1947年12月，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财委主任。

    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解放山东，曾山率领一批财经干部接管济南。

    1949年3月，曾山出席了中共中央七届二全会。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曾山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等职。

    1949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又被任命为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1950年6月，曾山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10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治淮委员会，指派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2年10日，曾山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

    1956年9月，曾山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调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

    1960年11月，调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文革”期间，曾山受到冲击，被造反派诬指为“全国民政部门的头号走资派”，遭到批判，身心受到很大摧毁。

    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曾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17日，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曾山被驱散到长沙。不久，国务院内务部撤销，曾山长期没有分配工作。

    1970年4月，曾山经批准回北京治病。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中组部召开老同志座谈会，曾山揭发了林彪反党反毛泽东的罪行。

    1972年4月16日，曾山病逝于北京，周恩来于4月20日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毛泽东送了花圈，叶剑英致悼词，指出曾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2年4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物家庭

    父亲：曾彩芹
    母亲：康春玉
    哥哥：曾延生
    夫人：邓六金
    长子：曾庆红，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2003年3月当选）。
    次子：曾庆淮，原文化部特别巡视员、国家著名的文艺活动家。
    三子：曾庆洋，原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少将军衔。
    四子：曾庆源，原解放军空军后勤部政委、少将军衔。
    小女：曾海生，原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部政委、少将军衔。

    人物评价

    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同志的帮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毛泽东为此专门随曾山到其家里慰问，称赞曾家“满门英烈”。

    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物纪念

    纪念曾山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2009年12月12日是吉安籍老一辈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山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当天，吉安市委、市政府隆重举行纪念座谈会，回顾曾山同志光辉的一生，缅怀他的革命业绩，追忆他对家乡的亲切关怀，学习和继承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风范。

    省委、省政府对此次纪念活动非常重视。座谈会召开前夕，在吉安县曾山革命事迹纪念室曾山同志塑像瞻仰仪式上，省委、省政府及省长吴新雄向曾山同志的塑像敬献了花篮。曾山同志亲属曾庆绘、曾庆洋，部分省、市党史研究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曾山同志亲属代表、原中国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曾庆洋少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曾山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与会代表分别结合党史研究以及工作实际作了发言，深情追忆曾山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表达了家乡人民对曾山同志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大家谈到：曾山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情系井冈老区，风范光照后人。他一生信念坚定，顽强奋斗，追求真理，勤奋学习，实事求是，顾全大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人物故事

    “二·七”会议

    1930年2月被选为中共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常务委员。3月被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同时被选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兼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并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参与领导赣西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领导江西苏维埃政权建设，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二·七”会议后，曾山被指下中共红四军前委常委。3月22日至29日，在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赣西南特委，曾山当选为委员。会后，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上时，曾山以前委常委身份，随红四军行动。6月，曾山代表赣西南苏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次会上贯彻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6月15日，曾山任命为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5日，中共赣西南特殊性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议，贯彻“立三路线”，错误地反对“农民意识”、“反对保守观念”，撤销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职务，改组特委常委，曾山被选为特委书记。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城。7日，在吉安城西街福音党成立江西省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主席。10月14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合燕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相当于省委），曾山为委员。10月16日，曾山随红军主力向北挺进，参加了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委在新余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会上，曾山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回吉安后，省行委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回吉安后，省行委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传达罗坊会议精神，具体布置苏区反第一次“围剿”的准备工作。11月18日，红军撤离吉安城，曾山率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撤退到陂头（后迁富田）。12月12日，“富田事变”发生，红二十军刘敌率一部分战士，武装包围省苏维埃政府，曾山逃回家乡，躲藏在牛鼻形岭，不久，毛泽东派人接他到宁都黄陂，恢复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曾山任苏区中央局委员。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曾山为主席团常务主席之一，并当选为中央扫行委员。在此期间，曾山向毛泽东汇报了江西苏区内部肃反中出现的严重情况，决定在江西苏区内部暂停止肃反，从而挽救了党内外一批同志。

    1932年12月，江西省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坪召开，会上曾山抵制了坐镇江西苏、维埃政府“督战”的王明路线代表，拒绝反对所谓毛泽东的“右倾路线”。为此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

    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曾山出席了在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继续当先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内务部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曾山接任中典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0月26日，曾山在宁都西甲村召开干部大会，研究留守红军的行动问题。将省苏和省军区全并，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曾山任主席。同时组编江西红军独立一、二、三团。

    1935年2月底，曾山率领江西兴国一带游击队，到兴国崇贤地区，与胡海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及罗孟文率领的中共杨赣特殊性委的红军独立第十三团汇合。3月初，在兴国崇贤齐汾召开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研究突围问题，决定到赣粤边去。由于三支部队向同一方向行动，队伍行进缓慢，几次突围，均未成功。为了分散目标，曾山号召各团自行选择突围路线。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环境越来越艰险，游击队损失很大。5月，转入新干，遭到数倍敌人的包围堵击，部队在突围中被打散，只剩27人，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最后，曾山小组只剩3人，到永丰又遭靖卫团堵击，死伤各一，仅余曾山一人，跑到吉水，在群众掩护下，化装潜行至上海，于12月在法租界和地下党接上关系，并经批准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组建新四军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飞抵延安，陈云、曾山同机到达。在大雪纷飞的延安机场，曾山见到了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并和毛泽东、陈云等一起合了影。这是“二苏”大后，阔别近四年，曾山头一次见到毛泽东。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13日，会议根据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高度赞扬了南方游击区艰苦奋斗的同志们。14日下午1时，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洛甫、毛泽东、项英、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等出席会议，李富春、曾山列席会议。

    项英作报告后，毛泽东、陈云、李富春、刘少奇、彭德怀等先后发言，展开热烈讨论，曾山也发了言。曾山发言的要点是：“在各游击区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各种办法解释新政策，争取更多的人来拥护党的新政策”；“在干部中要进行新政策的教育”；“发展工作不仅要下山，同时要在各中心城市建立白区工作。”

    会议经过讨论，确立两项主要原则：一是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抗日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二是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中，同时兼有领导职务的只有项英、陈毅、曾山三人。

    作为曾坚持江西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人，曾山被委以重任，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12月18日，项英先期离开延安。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2月28日，曾山和李一氓率30余名干部离开延安。曾山所率干部为东南分局从事工、青、妇领导工作的，如邓振询、李坚真、罗梓铭、赖大超等；李一氓率干部为新四军政治工作人员。曾山等均着八路军军装，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则化装成曾山的八路军上等兵勤务员，乘卡车经耀县、洛川转西安赴武汉。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们盛情款待了曾山、李一氓等人，还用车送他们参观了西安事变时的捉蒋处和贵妃池。当晚，又安排曾山等集体去澡堂洗了个热水澡。从贫瘠荒凉的陕北高原出来，这也算是开了个洋荤。第三天，曾山、李一氓等便乘火车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到武汉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曾山等人的食宿。长江局的领导还向曾山等介绍了南方各游击区基本情况，组织曾山等讨论研究如何整编、集中红军游击队，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和恢复党组织，坚持抗日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等等问题。并要求大家做好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思想准备。

    稍事休整后，曾山协助叶挺、项英等，迅即投入了新四军部队编组和东南分局筹建工作。

    1938年1月4日上午9时半，曾山随项英去汉口乘船赴南昌前，同叶挺、张云逸、周子昆一起，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合影拍照。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迄今发现的新四军组建之初领导人的第一张合影照片。

    当日晚10时，曾山和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招商局第二码头，登上“江裕”号客轮，沿长江顺流而下，于5日上午9时到达九江，当晚转乘火车，于6日凌晨2时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下车后即在晨曦中走过横跨赣江的大木桥。这时，已下了霜，感到寒气袭人。过桥后经中正街（现为胜利路）住进了三眼井左侧巷第一号（原为张勋公馆）。这座花园式的官僚房子很大，很漂亮，全是木板的玻璃房，除两层楼房朝南外，北面还有一排木板平房”。

    到达南昌后，曾山见到此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陈毅。陈毅惊喜道：“唉呀！同志哥！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1935年初，我和老项（英）几次派人到小布一带山区找你们，音信渺无，多教人心焦呀！”九死一生，曾山也不胜感慨。

    当晚，从福建、广东、赣粤边等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赶到南昌。时值寒冬，各地来昌人员，由于长期艰苦斗争环境，大都没有棉衣。军部条件亦很简陋，不得已只能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看到此景，曾山感到十分难过，遂将自己仅有的一条从苏联带回的的毛毯，送给体弱的同志，大家非常感动。

    10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黄道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红军独立师政委叶飞等到达军部。其后，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中共皖浙赣省委副书记李步新、湘赣边游击区代表曾昭铭、闽西军政委员会代表温仰春、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湘鄂赣鄂东特委书记江渭清、湘鄂赣少共省委书记谭启龙等，也先后抵达南昌新四军军部汇报情况，研究集中编组事宜。

    在此期间，曾山协助项英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传达党中央对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和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的指示，研究分工，确定传达党中央的新政策，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集中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作为分局、军分会当时的首要任务。会议对赴各游击区传达、动员一事，进行了具体分工与研究。

    会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正式宣告成立：书记项英、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黄道，统战部长涂振农，民运部长邓振询，妇委书记（妇女部长）陈少敏（后李坚真），青委书记（青年部长）陈丕显，秘书长郭潜（后温仰春）。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涂振农任处长，不久黄道接任办事处主任。另有工作人员郑伯克、胡金魁、吴华友等，日常工作主要由曾山指导。

    治理淮河

    1950年7月，淮河两岸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号召。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任命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曾山为治淮工作委员会主任。淮河两岸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省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为副主任。

    在治淮期间，曾山非常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华东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参加治淮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陈毅元帅经常表扬曾山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善于培养和使用保护人才。

    当时，华东水利部属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1950年7月，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根据中央决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曾山兼任淮委会主任，由河南、安徽、山东三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副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在淮委会工程部分任正副部长，曾山同志以后又调了吴觉、万金培两人分任淮委会秘书长和财务部长，曾山把钱正英、吴觉、万金培找在一起交待工作，明确提出要钱正英等三人为淮委党委常委，负责淮委日常工作，他（她）们三人工作得很好，这也是知人善任的硕果啊！

    曾山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定期从上海到蚌埠检查并主持重要会议，淮委也经常派钱正英赴上海向曾山汇报、请示工作。曾山对钱正英这号称“黄毛丫头”的副部长关怀备至，几乎是手拉手似的带着钱正英工作的。曾山对每一个青年都有一种慈父的感情，既坚持原则，又体贴入微。在他面前，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倾吐心思，大胆地发表见解，曾山总是循循善诱地帮助大家分析问题，只要是正确的或稍有可取之处，他就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果有了错误，他总是耐心开导，使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每次谈话之后，都能获得前进的力量。

    土地分配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曾山长期的革命生涯，表明他是实践党的这一优良传统的模范。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时，曾山担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他率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配合红军的反“围剿”，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成绩卓著。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有功劳。曾山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30年代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按照耕种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以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曾山经过深入农村调查，主张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激发农民参加革命斗争、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同时也对发展生产有利。曾山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在中共赣西特委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肯定了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还根据这一精神制定了一个土地法。大量事实证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对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反“AB团”事件

    在30年代初的中央苏区，还发生了反“AB团”事件。由于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在党内斗争中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曾山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同志。

    “三反”“五反”运动

    全国解放后，曾山在上海工作，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领导华东财经系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对全国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山在工作中，严格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办事。“三反”、“五反”运动中，曾山处理情况，特别是处理人的问题，从不匆忙表态，而是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这种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保护了干部，受到所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同志的敬佩和赞扬。

    对“左”的错误深恶痛绝

    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对党内“左”的错误深恶痛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马虎苟同，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磐的罪恶目的，曾经把曾山作为拉拢的对象。但是，曾山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坚决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险恶企图。后来，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干预，曾山才被选为“九大”中央委员。曾山对党内“左"的错误十分痛恨，对同志却十分关心体贴。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我因曾任周总理的联络员而受到冲击时，他再三嘱咐我要当心身体，争取为党做更多的工作。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我被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将去河南工作时，再次去看望曾山同志，他对自己在运动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对待只字未提，而对我的情况却问得十分仔细，再三嘱咐我首先要把身体养好。那时候，我们常常彻夜长谈。当时，他对林彪、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无比痛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万分担忧的神情，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处处以大局为重

    曾山曾经在不同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他在每个岗位上都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情操。

    曾山早年投身革命，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十分重视学习。他在党内担任过许多重要工作，许多东西他本来并不熟悉，但他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不仅胜任了党交给他的各项工作，而且十分富于创造性。上海解放后，他已经是党的重要高级干部，但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办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里，人们常常看到他像一个普通学员一样刻苦学习，认真记笔记、讨论问题。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曾山先担任组织部长，后来负责支前工作。在这两个不同的岗位上，曾山都干得十分出色，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那时也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常常看到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曾山身穿灰棉布大衣，戴有护耳的棉帽子，脚上穿一双芦苇花编织的棉草鞋，亲自拿着小板凳，在找同志谈话。曾山常常讲：“我们组织部门，是管党员、管干部工作的，要让党员感到组织部像自己的家一样，组织部应该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我在新四军工作时，不止一次听到同志们说：曾山同志确实让党员干部感到组织部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家一样亲切、温暖。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曾山任后勤部长。他一面在根据地内部积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一面通过地下党从上海等地筹集大量经费、物资，保证了新四军的供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统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通货膨胀的影响，曾山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建了江淮银行、华中银行。那个时期，曾山日理万机，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在新四军负责敌伪情报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找到曾山同志，请他帮助解决一些经费、物资问题，总是看到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的人真是络绎不绝。由于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比较困难，许多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曾山还要作耐心的解释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曾山到了山东，负责支前工作。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服种种困难，组织了大量物力、人力支援前线，以适应前线的需要。特别是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是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后勤供给任务十分繁重，曾山却组织得井井有条，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据统计，从1947年起到华东解放，华东各省特别是山东的农民，每年献出近40亿斤公粮，出动民工文前队伍最多时达到数十万以至百万人。陈毅同志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在这中间，就有曾山的一份功劳。

    曾山十分顾全大局，处处以大局利益为重。在解放战争中，曾山主管物资供应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他不仅要负责原来华东野战军(后第三野战军)的物资供应，而且还要负责第二野战军的物资供应，工作千头万绪。曾山总是以大局为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没有产生畏难情绪，把后勤物资供应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得到了前方作战部队的普遍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