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科的领导者，周恩来率先垂范。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中提到，周恩来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时和晚上七时以后，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尽管敌人把他当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邓颖超传》中也提到，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周恩来每月生活费只有12元，邓颖超8元（比她当小学教师时少多了），此外分别有交通费5元和3元，平常吃回“狮子头”也属破费。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说起了当时的拮据生活，“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很晚才得回来，有时过午夜十二时。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

    忠诚的源头是信仰。

    被称为“红色大管家”的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公开身份是上海“福兴布庄”的老板。在不以老板形象示人时，他就脱去绸缎衣服，换上打补丁的外套。经手无数钱财的熊老板，获得了“平生营钱物，一尘均不染”的美誉。

    “党组织的很多经费都通过上海运往苏区，特科队员保护着一包包的真金白银”，苏智良说，“他们光明磊落，从没有想过侵吞革命经费”。

    特科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当属“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叛变。1931年4月，顾顺章被武汉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安排船只送他去南京告密的同时，武汉特务向中统头子徐恩曾发密电“邀功”。这份电报落入了潜伏在徐身边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手中。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上海的中央机关迅速转移，最终化险为夷。

    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工作，之后特科工作先后由陈云、潘汉年等人领导。

    苏智良说，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人们知晓的特科故事并不多。但这不妨碍英雄事迹熠熠生辉，正如莫斯科无名烈士纪念碑上那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