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见习记者 海沙尔 摄
初夏时分,武定路930弄内静悄悄,老人搬把椅子悠闲读报。弄堂尽头是14号楼,眼前这栋不起眼的两层红砖石库门小楼,原为修德坊6号,正是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所在地。
这是一支活跃在白色恐怖下的传奇部队,特科队员赤胆忠心、身手不凡,守护着身处险境的中央机关安全。而这些队员,有的日后成长为共和国元帅、将军、副总理、部长,而更多的则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这支队伍的创建者与负责人,正是周恩来同志。
中央特科,党的战斗堡垒
1927年11月的上海,警车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让人不寒而栗。
一块厚厚的窗帘把屋外的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十几位年轻人围坐一起小声开会。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
屋外,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无心生意,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货摊下、衣服里藏着已经上膛的手枪。这些是负责警戒的特科队员,一旦出现敌情,就会拔枪阻击,掩护屋内的中央领导撤离。
1927年,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血雨腥风的一年。昔日的战友举起了屠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真正的革命者,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去身上的血迹,站起来继续战斗。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往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要想长期隐蔽下来开展工作,就要有支强大的保卫力量。1927年11月,29岁的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科。
彼时的特科下设四部,分工明确而又互相配合——总务科总揽各项日常事务;情报科掌握敌人动向;保卫科又叫“红队”、“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通讯科从事秘密联络工作。
这些特科队员,大都是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工运骨干、阶级觉悟高的北伐军战士,以及历经战火的红军士兵。成立之初,年轻队员不仅要学习多种技能,周恩来、恽代英还给他们做报告,帮助队员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培养他们秘密工作的纪律意识。用上海市委党校陈丽凤教授的话说,“是要把中央特科建成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战斗堡垒”。
红色之剑,树起正义力量
堡垒最担心从内部被攻破。同样,对蛰伏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而言,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叛徒告密。革命进入低潮后,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选择退党。如果他们只是简单的脱离组织,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让党更加纯洁。但令人不齿的是,其中一些人叛变投敌,不惜出卖昔日同志向当局“表忠”。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劝降失败后被枪决。出卖他的,正是战友何家兴、贺芝华夫妇。1929年8月24日,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告密,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等四名同志被捕,6天后从容就义。
不镇压叛徒,无法告慰烈士英魂,更会使这类行径肆无忌惮。通过内线,情报科当天查明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周恩来指示“红队”,“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要重证据,党绝不冤枉一个同志”,在对何家兴夫妇监视一段时间,确定他们叛变的情况下,“红色之剑”出鞘予以制裁。“这极大震慑了革命意志不坚定者”,陈丽凤说。
此外,“红队”还先后处决叛徒戴冰石、白鑫以及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一次又一次的“亮剑”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对保护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所为的同时也有所不为。尽管身在龙潭虎穴,但中央从没把处以极刑视作常规手段,用周恩来在1929年致山东临委信中的话说,“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
“锄奸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信仰,与钱财无关”,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说。即便是在处决叛徒时,特科队员也不滥用暴力,避免伤及无辜。1928年4月25日晨,“红队”成员借着鞭炮声为掩护,冲入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家,在周围居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迅速严惩了变节者。
还有一次,“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后叛变)得知上海警探在公共租界的一品香大饭店碰头,便打算运几箱炸药炸掉饭店。周恩来得知后予以制止,避免因为波及无辜而给中共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这支“红色之剑”在身处白区的知识阶层和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了“正义力量”的形象。
无人知晓,功绩永世长存
当年繁华的上海滩,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特科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队员们要出入“大染缸”,甚至有时要与狼共舞。
一些党员经不住诱惑,为图享受出卖同志。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了顾顺章,“1930年5月中央调我到特科工作,意图是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
但更多的党员出淤泥而不染,甘于清贫,严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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