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向警予的革命一生有过高度的评价，指出要学习在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敬爱的周总理在国庆十周年翻阅《中国》画册，当看到苏兆征、彭湃等烈士的照片时说，怎么没有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照片呢，也应该有嘛！向警予的一生，是为革命英勇奋斗的一生。她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她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勇敢战斗，不屈不挠，直到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3岁。向警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最早的杰出领导人，用她的一腔热血，在我们党的革命史册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热烈追求革命真理

　　向警予是湖南溆浦县人，生于1895年9月4日。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深受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追求新知识、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她是当时湖南学生爱国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和领导骨干。
　　向警予和蔡畅是长沙周南女校的同学，她们都是新民学会的女会员。当时“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支配着整个社会，但是向警予和周南女校的少数进步师生，敢于冲破旧制度的束缚，毅然加入新民学会。
　　1918年秋，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利用法国在中国招收劳工的机会，组织了一部分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大批的进步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以便学习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思想，用来指导本国的革命运动。向警予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响应，从溆浦赶到长沙，和蔡畅一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919年秋，向警予就同蔡畅等动身去上海。在这里，向警予和刚从北京赶来同他们一道赴法的蔡和森重逢。她迫不及待地了解北京的新思潮，同时也向蔡和森畅叙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年12月，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葛健豪等人乘坐邮船的四等舱去了法国。
　　向警予到了法国，在蒙达尼女子公学补习法文，并先后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在学习上，她一直非常勤奋，有着坚强的毅力。面对陌生的法文，她不停地翻阅字典，一字一字查出原意，虽然学习是那样困难，但只要找到一本在国内所读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她就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到法国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她就基本上掌握了法语，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她为革命刻苦学习，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以致“煎伤太过”，几乎“不能支持”。就这样，她还感到“心潮起落，不止百丈”，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1920年6月2日清晨，向警予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写信说：“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
　　向警予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还殷切希望国内有更多的人到法国去接触革命思潮。她写信给国内的新民学会的朋友，要求多组织些有思想、有抱负、头脑清晰的女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她说：“无论如何，耳目接触，总比在国内要好一点。”她千方百计地想为中国革命多培养一些人才。
　　向警予对毛泽东一向是很崇敬的。1920年初到法国后，她把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思想写信告诉毛泽东，诚恳地要求毛泽东“公暇，幸时赐教言”。向警予还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要他们常向毛泽东请教，并且要她朋友再介绍一些他人和溆浦女校的师生认识毛泽东，以便得到他的教导。1920年4月，向警予给她的侄女写信说：“现在正是掀天揭地社会大革命时代，正需要一群有志青年实际从事。世界潮流，社会问题，都可于报章杂志中求之，有志愿改造社会的人，不可不注意浏览。毛泽东、陶毅这一流先生们，是我的同志，是改造社会的健将。我望你常在他们跟前请教！”这是“创造环境改造自己的好方法”。
　　毛泽东也给警予写信，共同研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警予的信中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所说的“另辟道路”，就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以蔡和森为首，主张旗帜鲜明地成立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改良主义的另一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都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表示意见。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坚决表示，中国将有自己的“十月革命”，“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向警予完全赞同蔡和森的思想。1920年8月15日她在巴黎给《少年中国》写的一篇长文中提出：“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实行共产？固尚有待于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还说：“我们翘首而望，固然是夜气沉沉，然而苏维埃的政治不产生于英美德法，而独产生于极端专制极端黑暗的俄罗斯，这不是过度压抑的反应么？我们虽处于寂寞荒凉，晦盲否塞的境遇里，一面要与现状奋斗，一面又要创造未来，本来不是容易事。然而精神所到，何事不成。”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在法诸会友复了一封长信，明确表示坚决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反对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周恩来到法国后，向警予积极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革命斗争，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1922年，向警予回国后，曾到长沙住在她哥哥家。当时毛泽东也正好在长沙，曾几次前去看望向警予，和她一起研究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有时还有一些革命青年在那里听毛泽东讲话。1923年至1924年，有一段时间，向警予、蔡和森和毛泽东、杨开慧在上海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共同生活。毛泽东和杨开慧都称她为“大嫂”。在中共三大前后，毛泽东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张国焘表示反对，党内有些同志思想也不大通。向警予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还向那些思想不通的同志做工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向警予积极协助毛泽东改组上海国民党党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模范的妇女领袖

　　1922年，向警予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向警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直到1925年底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止。这几年中，向警予写了大量论述妇女解放的文章、党中央关于妇女的解放运动的决议和文件，有很卓越的见解。她把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和整个劳动人民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她认为“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给妇女解放运动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向警予参加中共二大后，送她生下不久的女儿回长沙交给我母亲抚养。临走前看望了几位过去的同学和朋友，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有一天，向警予让我给她带路，去看她几位女同学。她访问的女同学中，有个姓吴的，这人当时已当上了湖南省议会的议员。到了姓吴的同学家里，她们就妇女解放问题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向警予说：“不把大多数的劳动妇女发动起来，妇女就不能获得解放。”姓吴的同学说：“现在妇女已经参政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可以通过提案，作合法斗争，就可得到解决。”向警予反驳说：“赵恒惕（当时湖南省长）会听你的吗？”接着，向警予尖锐地指出：“安个把女议员不过是军阀官僚欺骗人民的把戏，完全是为了装装门面。你不要以为你当上了议员，妇女就算解放了。你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向警予同姓吴的同学私人交情过去是很好的，但在妇女解放道路、改造社会的根本问题上，她们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尔后就分道扬镳了。
　　随后，向警予在《前锋》创刊号上指出：“女子参政运动弄成了个女子个人做官、做议员运动”，“如果秉着这种意义去做参政运动，其结果不过是无聊的议员队里增加了无聊的女议员，可耻的官僚群中添多些可耻的女官僚，可以说毫无意义。”
　　向警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高度评价劳动妇女运动。她说：“只有新兴的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精神”，“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如果抛开了劳动妇女运动，就将一事无成。向警予在党内党外的每次会议上，在各种报纸中，以及在同周围同志的接触中，都大力宣传和组织知识妇女“到劳动妇女中去工作和学习”。她说，劳动妇女日受资本家压榨，常有不能生存的危险，而团结奋斗遂成了她们生存的要件。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成万地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地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所以，向警予主张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应到劳动妇女中去工作去锻炼。她还具体帮助和带领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同志到女工中去。她对人诚恳热情、亲切和蔼、诲人不倦。她会演说，会写文章，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为了说服别人，她毫不吝惜时间，反复地讲解论证。毛泽东曾赞扬过向警予对人能做到循循善诱，党内同志则尊称她为“革命妈妈”。
　　向警予亲身深入工农群众，日日夜夜在女工中间奔波。她在上海工作时，去得最多的是妇工集中的浦东、杨树浦、小沙渡的纱厂、丝厂和烟厂，亲自参加各种会议，深入工人家庭，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她还开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用马列主义武装工人、组织她们起来斗争。著名的上海丝厂和南洋烟厂工人罢工，就是她领导的。她站在工人前列，直接指导工人斗争，还写了许多文章，动员各界人民支援工人的罢工。
　　1925年，我们党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向警予亲自到南京路上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并进行募捐。她还特别注意妇女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当时“妇女解放协会”在全国各地得到迅速发展，会员曾达30万。

    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1924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与向警予、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到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共产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迅速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有多少斗争摆在面前。当时向警予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一样，日夜都在紧张地战斗。
　　就在这一年4月，向警予回长沙生第二个孩子，为了集中精力做党的工作，她把刚生下的儿子交给我母亲抚养。当时我们家里很穷，租了一间房子，中间隔开，向警予、蔡和森住在里面，我们四五口人都挤在外间，吃饭、会客都在这个外间。他们当时工作很忙，除了和当地党的组织研究工作外，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还抽空给我们讲革命形势。我特别爱听他俩的讲话。记得他们临走前的一天晚上，在月光下，全家人坐在一起说话。向警予亲切地对我母亲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大孩子要姐姐带着，小的也要你带。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但又不得不这样。革命事业需要我去做的工作太多了，只好连累姐姐了。”
　　我母亲说：“为了你们能安心革命，这些事我都可以做。”我外婆对革命前途十分关切，她说：“你们做的事呀，是对的！我们一家子是都赞同的。现在的政府有权有势，你们怎样才能把它们推翻呢？”向警予接着说：“正因为这样，就需要我们很好地多做工作，要宣传，要发动工农大众，要让千百万人都知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起来革命这一条路。我们的信念是坚定的。别看现在我们人少，贫苦大众总是多数。只要大多数人都懂得要解放，我们的事业就能成功。”接着又说：“伯母，你不是知道的吗？新民学会那阵子我们才几个人哪！到法国勤俭学的人就多了嘛。现在有了党了，人就更多了，往后，懂得革命、参加革命的人会越来越多。到那时候，反动派就无处藏身了。只是现在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还没有使全体劳苦大众都觉悟起来，这就要求我们英勇奋斗，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外婆听了很高兴地说：“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

    严酷斗争中坚强的革命意志

　　1927年3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回国，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五大期间，向警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五大后，向警予被派到我党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工作，同时又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
　　马日事变后，外婆带着我们来到汉口。这时武汉的形势已很紧张了。因此，我们决定还是回湖南去。临走那一天，快要动身前，向警予刚开完会匆匆地赶来送我们。她和外婆说了些安慰的话，然后紧握着我的双手，意味深长地说：“回去也好。”停了一会儿，又严肃对我说，“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敌人，昂昂，你要注意呀！”说完就和我们分手了。想不到这就是她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句话，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遗言，话虽简短，却是她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深刻分析。国民党叛变革命，举起屠刀向我们砍来了。而陈独秀却依然把希望寄托与在国民党的联合上，拱手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反对党掌握武装，反对农民运动，反对土地革命，继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向警予送别时对我说的话，既反映了她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反革命本质的深刻认识，也表示了她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尖锐批判。
　　果然不出所料，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府于7月15日也叛变革命，公开反共，立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极端野蛮的大屠杀，武汉地区顿时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党的工作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在反革命的屠杀面前，向警予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她不但没有因为革命遭受挫折而灰心丧气，反而在严酷的斗争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当时，组织上考虑到武汉环境的险恶，打算让警予到湖南去工作。但她不避艰险，不畏强暴。她说：“武汉的工作很重要，不能放弃，要有人留下来坚持斗争。”她坚决要求党同意让她留下。后来经组织研究，决定向警予留在武汉，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向警予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积极准备组织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的叛变和屠杀。当时，共产党掌握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本拟参加南昌起义，但因为错过了时间，转入江西修水，该团有几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来武汉找到向警予，请示以后工作怎么办。向警予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武装斗争，搞土地革命，抓农民武装的路线，还派了6名共产党员参加该团工作，拨了3000元给他们作为活动经费。后来这支部队在江西铜鼓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向警予留武汉后，党中央调她到湖北省委工作，主编党刊《长江》，以后改为《大江》。不久，湖北省委负责人罗亦农等同志调走后，省委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落到向警予身上。向警予是一个长期公开工作的著名共产党员和妇女运动领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日子里，要在武汉地区隐蔽进行秘密工作，条件是极其艰难的。但只要党和革命的需要，她从不顾及个人安危，忠心耿耿地为党、为革命事业而战斗。她临危不惧，泰然自若地日夜奔忙，深入工人和群众之中，常常顾不得化装就跑出去，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有时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千方百计保持党和群众的联系，不屈不挠地与敌人斗争。有一次，向警予从武昌回汉口出席活动分子会议。当时，风雨交加，江面风浪很大，渡船已经停开了，只好临时找划子过江，别人对她说：“不要回去了，过江实在太危险了。”向警予说：“同志们在等着我开会哪！我不能留在这里，一定要回去。”船到江中，遇到了大旋涡，在那里不停地打转。向警予毫不畏惧尽力帮助老船工划桨，浑身上下全湿透了。上岸后，老船工说：“我在长江划了几十年船，还是第二次遇到这样的险风恶浪，也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胆子大的妇人，真是了不起！”当向警予赶到会场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说她一定会来的，现在不是来了嘛。”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组织不断地被破坏，同志们一批又一批地被捕和牺牲。周围的同志都为向警予的安全担心，劝她转移到别的地区去工作。她坚定地说：“不，斗争越是困难，越是残酷，越是需要我留在这里。我们革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切。”“共产党是不怕杀头的，怕杀头就不叫共产党。”
　　1928年春，由于叛徒的告密，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在法庭上，向警予先是用中文尔后用流利的法语严词责问法官：“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的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的信仰自由呢？”法官被问得哑口无言。他们没有立即把向警予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宣传攻势，在报上大造谣言，说法国领事受了共产党的贿赂，包庇共产党员不予引渡，并组织流氓大吵大闹。后来，法国政府撤换了汉口的法国领事，并于4月12日将向警予引渡到当时国民党的武汉卫戍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