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初，中共中央接连两次致电时在南方的张云逸、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要求他们“速通知他（项英）来延安讨论”“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速来中央讨论”。这两份电报，直接促成了项英的延安之行。那么，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党中央为何要急召项英前往延安？项英北上延安的具体情形如何？又有何意义？下面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岁月烟瘴，追寻先辈的战斗足迹，揭开久悬心头的历史疑惑……

    一、辗转千里赴延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侵华，大批国军调往淞沪战场参战，国内外形势骤然发生重大变化。时在赣粤边区的项英敏锐地捕捉到局势变化，从有限渠道获取的信息显示，党中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由过去的“反蒋抗日”转变为力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项英与陈毅及赣粤边特委成员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后，确定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联合抗日的方针。经过近两个月的宣传、联络、交流和谈判，至9月12日双方达成“合作”协议。

    虽然达成协议，赣粤边区的内战硝烟开始消弭，但项英肩上的担子依旧沉重。1934年10月，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长征时，分别成立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任命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继续坚持斗争。项英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和陈毅率领苏区军民浴血奋战，保卫苏区，策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历残酷的三年游击战，中央苏区及邻近各苏区已被摧残得破败不堪，根据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相互之间交通几乎断绝。项英、陈毅在南昌等地经多次接触、谈判，基本解决了在赣粤边及少数邻近苏区红军改编的政策问题。但由于赣粤边区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项英谈判过程中所依据的中央政策来源于多渠道得来的报刊和口头信息。因此，尽管在江西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条款和具体做法总体上是符合党和红军利益的，但某些条款内容和所作承诺与党中央的期望还存在差距，特别是在福建漳浦“何鸣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担心红军游击队失去独立性，更加担心项英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再度发生类似被国民党“包围缴械”事件。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党中央于10月1日、2日接连两次致电张云逸、博古、叶剑英等，要求他们尽快通知项英前往延安，以便了解具体情况并“告以政策”。

    当时，博古、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驻于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办理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交涉事宜。尽管他们对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项英、陈毅及苏区军民很是牵挂，但因交通阻碍，只能从公开的报刊新闻上获悉项英、陈毅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的零碎信息，并不确知项英及南方游击区的具体情况。直到9月的最后一天，秦邦宪等才收到项英发自南昌、留有地址的电报。恰在次日，党中央发来要求“速通知他（项英）来延安讨论”的电报。

    寻找项英，必须派一个与项英熟悉的人担任信使，博古想到了顾玉良。顾玉良原名顾建业，1928年至1930年曾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干过交通工作，认识项英，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被解救出来，且已通过审查，恢复了组织关系，目前正在南京等待组织分配工作。博古、叶剑英的行动是迅速的，他们立即找来顾玉良，告知情况，要求其担负联络项英的特殊使命。顾玉良慨然应允。

    10月3日，顾玉良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副官的身份，持办事处开具的护照、公函，带着博古写给项英、陈毅的亲笔信及文件等，前往江西寻找项英。顾玉良经九江、南昌、吉安，一路风尘仆仆，于11日在赣粤边区的大余县池江圩找到了项英。

    项英很快认出了对方，当顾玉良说出“项英同志，党中央派我来接您啦！”时，项英激动万分，与他紧紧握手拥抱。项英及赣粤边区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已长达三年，赣粤边军民对党中央日思夜盼，此刻，党中央派来的信使就在眼前，怎能不使人激动与兴奋啊！项英反复阅读、咀嚼博古的信件和带来的文件，对党中央的文件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10月11日一整天，项英特别兴奋与忙碌。即将去见党中央、去见心心念念的革命战友，怎能不激动？次日，项英深情告别赣粤边干部群众，带着两名警卫员，和顾玉良一道，同乘一辆小轿车，从池江出发前往南昌。途经兴国，项英在多地停留，找有关同志谈话，商讨工作，处理问题。项英还特意在兴国制做了一套衣服，他想以饱满的精气神出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16日经停吉安，项英在这里与陈毅长时间交谈，他给陈毅看了博古的来信和中央文件，并就赣粤边及邻近苏区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安排。18日早晨，项英一行继续行进，当晚抵达南昌。为办理护照，项英等与江西省保安处整整交涉了一天。20日，项英一行乘火车到九江，然后改乘轮船顺流而下，于23日抵达南京。由顾玉良带路，项英来到傅厚岗66号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博古、叶剑英见面。

    长征前，项英与博古同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又曾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与叶剑英共事，三人可谓朝夕相处，久别重逢，自然倍感亲切，有说不完的话语、讲不尽的话题。在多次长谈中，博古、叶剑英向项英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经过，党中央及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近期抗战局势和党中央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决策，以及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谈判进展情况等等，使项英对抗战整体形势和党的决策、部署有了初步了解。交谈中，项英也就南方三年游击战及经验教训，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过程，以及红军游击队的情况等，较详细地向博古、叶剑英作了介绍。

    由于淞沪战场吃紧，南京形势严峻，加之党中央希望早日见到项英，因此，项英于10月26日离开南京，以轮船、火车、汽车为交通工具，经武汉、西安，于11月7日辗转抵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从赣南池江到延安，路程约有四五千里，路况不明，关山阻隔，且途经多地安排工作，项英仅仅只用26天就赶到延安、面见党中央，行程之快，令人惊讶。同时，项英到达延安、回到党中央身边，标志着三年来他及赣粤边区与党中央完全隔绝状态的结束，“好似重见天日”。

    二、心潮澎湃战友情

    遥望宝塔山，近看延河水，见到亲爱的战友和同志，项英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11月7日即抵达的当天晚上，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就赶到住处看望项英。亲切的话语溢于言表，洛甫、毛泽东热切欢迎项英到来，项英也转达了南方苏区军民对党中央的思念之情。

    交谈中，项英了解到：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党中央的对内政策有了重大调整；组织上也有重要变化，在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健全了中央军委；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谈判进展及叶挺任职情况；党中央已确定项英任副军长，参加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毛泽东还告诉项英，即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讨论当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他请项英参加会议，并请他届时介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和经验。对于这次历史性的会面，项英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

    项英得知叶挺近日已到延安、过两日就将离开时，不顾旅途疲劳前去看望。项英与叶挺早在1926年就认识了。那时，叶挺是北伐军独立团团长、警备师师长，项英为著名工运领导人，曾发动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两人在各自岗位为北伐胜利作出了贡献。没想到，十多年后，经历曲折的两位革命者再次见面，且即将联手为新四军的筹建而奋斗。两人回忆了当年战斗在武汉的美好记忆，并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看法。

    次日晚上，党中央特意为项英举行了欢迎仪式。毛泽东在致辞中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项英领导南方苏区红军游击队所进行的三年浴血奋战、粉碎“围剿”、保存革命力量表示崇高敬意，称“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模范事迹”。项英在讲话中说道：南方红军、游击队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考验，仍然意志坚定，广大军民时刻想念党中央，保持着坚强信念。他还表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广大指战员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到抗日的行列里，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各项任务。

    11月中旬起，项英除了检查身体和治病，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交流和撰写文稿上。他认真学习、研究党中央近年、尤其是近期所发的指示、宣言等各类文件，编印的各类报纸、刊物，还从李富春那里了解到许多情况，这使项英对抗战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的重要人事变动、政策调整及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11月25日，刚回到延安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特意来看望项英。周恩来介绍了与国民党谈判及统战工作的进展情况；彭德怀介绍了八路军出师华北及前线战况；项英则向两人介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及陈毅同志的近况等。三人系久别重逢，且是同龄人，有聊不完的话题，话语中充满关切。

    29日，由苏联乘机经新疆回延安的陈云同志，也到招待所看望项英。两位同是学徒工出生，都经历磨难，在上海和瑞金往来频繁，对这次相逢自是感慨万千，双方谈了来延安这一路的见闻，相互介绍了这几年的经历，交换了对抗战局势的看法。

    在此期间，项英撰写了汇报材料《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项英仅凭实践感受和超强记忆，回顾了自1934年10月与党中央、红军总部分别后，南方苏区尤其是赣粤边区的斗争经过、经验和教训。项英连续写了好多个夜晚，一气呵成，全文六万余字。这是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文字间充溢着顽强战斗、坚韧不拔的革命豪情，和对牺牲战友、同志的深切思念。这份报告中，项英以亲身经历和大量生动事实，叙述了南方各游击区在不同阶段的战斗经历、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展示根据地军民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和牺牲精神；这份报告，还对三年游击战中的群众工作、思想教育、党的领导等，给予了认真总结。对于三年游击战初期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项英秉笔直书地写道：“开始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使我们对整个工作没有及时转变，受到了很多损失”。对于工作中的不足和教训，项英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党中央秘书处收到项英赶写的这份详实、厚重的报告，立即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阅看。

    12月9-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在延安召开，项英参加了会议。会上，洛甫、王明分别作了专题报告，毛泽东虽没作正式报告，但先后有两次重要发言。项英在会上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这份报告作了补充说明。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决议认为：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保存了抗战的主要支点，“这是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决议还号召全党同志向坚持南方斗争的项英等模范同志学习。

    12月1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等问题。项英在会上作报告，就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的分布情况，南方同志对党中央的态度，改编的原则及改编为新四军的初步意见等，给出较为详细的阐释和说明。会上还确定了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分会的组成人员，项英受命担任东南分局书记和军分会主席（后称书记）。

    由于前线战况紧张，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项英就与彭德怀离开了延安，于12月18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项英同组织上派往新四军工作的数十位同志会合，然后分批出发。12月20日晌午，项英带着第二批30多位同志，从西安乘火车去武汉。因处于战争环境，火车走走停停，速度极慢，直到23日正午12时，才到达汉口大智门火车站。项英一行随即下车，前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武汉，项英与此前已抵汉的周恩来、叶挺、张云逸、叶剑英等会合，正式开始筹建新四军军部等重大事项。

    三、成果丰硕意非凡

    八千里路云和月，从赣南到延安，关山难越，千里迢迢，项英不辞辛劳，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回到党中央的怀抱。这趟延安之行，对党中央、对项英、对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使党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总体情况有了真切了解。

    党中央率主力红军1934年10月撤离中央苏区远征，到1937年10月已有三年时间。这漫长的三fu年，是血雨腥风、斗争极为残酷的三年，是条件极其艰苦、斗争环境极为复杂的三年，更是抗战局势严峻、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三年。由于交通断绝，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情况所知甚少，对项英与江西地方当局谈判的情况更是了解甚少。项英此次延安之行，来到党中央身边，见到了昔日同生共死的战友和同志，通过个别交谈、提交材料、会议交流等多种形式，使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经历，保存的红军和游击队力量及其分布情况，以及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情况等，有了确切的了解。

    其次，消除误解，统一认识，深化革命情感。

    由于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南方游击区与党中央的交通断绝，项英、陈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文件等了解极为有限，在与国民党江西当局的谈判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和所达成的条款，与党中央的要求尚有差距，党中央在文电中甚至指出“他在南昌的作法带有危险性”“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项英忍辱负重，未作过多解释或辩驳，而是利用这次亲赴南京、延安的良机，向博古、洛甫、毛泽东等汇报工作，真诚交谈，其结果是：博古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因情况不明，项（英）陈（毅）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毛泽东在欢迎项英的大会上也表示：项英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保留了革命力量和南方重要战略支点，“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各项任务”。

    项英通过多种渠道得到中央各类文件和多种报刊，仔细学习研究，对党中央新形势下的政策调整有了比较全面、更深层次的领会和理解。通过交谈、汇报，消除了隔阂和误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认识，这就统一了思想，对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此次延安之行，项英见到了许多昔日战友，经历种种磨难后的久别重逢，殷殷嘱托，关切话语，温暖着战友们的心房，这种革命情感的升华，对于巩固党内团结、凝聚人心力量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难得的学习和总结机会。

    对项英而言，长期在游击战争环境，险象环生，难得安宁，加之资料奇缺，因而难有学习机会。这次到延安，可以接触到大量党内文件资料和中央机关出版的多种报刊、书籍，项英抓住机会，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大大提升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水平。驻留延安期间，项英利用这难得的安定条件，撰写了一份题为《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这份长达六万余字、根据亲身经历的长篇报告，回顾了南方各游击区、尤其是赣粤边区的斗争历程，系统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为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份报告也获得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高度评价。

    第四，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作了政策上、组织上的准备

    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是项英延安之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延安，项英先后与洛甫、毛泽东、叶挺、周恩来等交谈，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等多方面问题达成共识。特别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专门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开会讨论。会上，项英就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的分布等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改编原则”“改编新四军的初步意见”，项英的报告引起参会同志的热烈讨论。毛泽东对项英的报告评价很高，并提议项英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主席。这次会议，对新四军编组的方针、原则和组织领导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从党中央层面给予正式确定。

    在此期间，在项英的积极争取下，党中央及中央组织部还同意调派大批干部南下，支持新四军建设，这对充实新四军领导和骨干力量、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要作用。

    短短两个月，行程八千里，项英以非凡的毅力和责任担当，完成和推进了许多重要任务、重要事项，特别是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作了奠基性的工作。这次延安之行，给项英留下了极为美好的记忆；这次延安之行，是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新征程新起点；这次延安之行，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项英等革命先烈和前辈，为了推进党的抗战事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精神，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踔厉奋发，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