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是我们党在开国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柏坡精神历史内涵的分析，从一个侧面透视弘扬这种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时代意义。

　　革命精神产生于革命实践。西柏坡精神作为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特定精神，产生于这一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并从事的革命实践，全面认识和把握西柏坡精神必须遵循具体与抽象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西柏坡时期，历史给我们党提出的课题是极其巨大而严峻的：

　　第一，是否敢于不失时机地发起战略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党在西柏坡时期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

　　西柏坡时期，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胜利，成为党面临的生死考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西柏坡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果断地把我军发动的大规模秋季攻势发展为就地歼灭重兵团的战略决战，连续并交错导演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１５４万余人，使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成为新中国诞生的“奠基礼”。针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发动的“和平”攻势和当时国际势力提出的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分裂中国的阴谋主张，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的新年献词，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极其鲜明地显示了我党在复杂的政治风云和决定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

　　第二，是否善于把革命胜利成功地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胜利，使党不间断地走向以城市领导乡村的历史新时期，是党在西柏坡时期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

　　历史发展进程既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又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从事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选择。西柏坡时期，党既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又保持了极其清醒和冷静的头脑，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周密考察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政治势力的全面分析，首先明确了中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定了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建设，使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①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既要学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斗争，又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在城市工作中，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勇敢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

　　第三，是否为实现历史性转变制定出完整的建国方略和政策策略，是党在西柏坡时期面临的第三个历史性课题。

　　首先，我们党明确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新制度既不同干；日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农民小生产者所幻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来建成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次，为了实现这一转折，党全面正确地制定了关于军事、政治、上改、城市、工商、统一战线等一系列的政策策略。为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做了全面准备。再次，为了保证各项政策策略的实施，要求全党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克服过去因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下进行游击战争而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游击主义，把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来抓。通过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以及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制度，来有效地沟通党的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的联系，使党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实现高度统一。

　　第四，是否有一个好的党，能否在取得全国胜利后永葆革命者本色，经受执政的考验，是党在西柏坡时期面临的第四个历史课题。

　　西柏坡时期，鉴于党就要由被“围剿”的党，变成执掌全国政权的党，由残酷的战争环境转到稳定的和平环境，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党敲响警钟，提醒全党在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历史性转变中，必须预防因为胜利而带来的党内的骄做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安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告诫全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做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等六条规定。这些要求，蕴含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宗旨、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为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防止腐化变质，永远保持先进性和革命性，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上述历史性课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柏坡精神包含或体现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历史意蕴和内在精神。这就是我们党在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当时革命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以往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是党在西柏坡时期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发挥了巨大的动员、组织、激励和指导等能动作用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宝贵结晶，是新中国的立国之魂。

　　首先，这种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表现在领导主体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强烈的和自觉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主体的自我确认是其主动性的基础和表征。在社会发展面临着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党作为革命实践的领导者能否适时地站在群众前面，成为他们的组织者和领路人，直接关系着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和历史发展的进程。西柏坡时期，正是我们党从革命主体向中国社会主体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之前，我们党尽管在解放区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从总体上还只是革命的主导力量，没有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领导主体，而且在很长时期里，处于被“围剿”、被迫害的境地。西柏坡时期就不同了，随着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大部分国土被解放，党以马克思主义深逢的历史洞察力和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自觉地面对地位的变化，理智地意识到执政党所肩负的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历史使命，响亮地提出我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并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不仅回答了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如何适应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而且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时代主体意识和社会历史责任感。

　　其次，这种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又表现在领导主体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出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创造性的历史的抉择。对于经历了一系列艰难曲折终于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执政问题已经摆在面前，建设新中国已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时，能否按照历史前进的方向正确地选择中国的未来，能动地把中国革命转变到崭新阶段，这是西柏坡精神所蕴涵的最深邃的历史价值。按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般模式，革命成功后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再由共产党团结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争取在革命形势到来之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实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民主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在西柏坡期间，党坚持了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创造了崭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为中国革命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创造构成了西柏坡精神深厚的时代底蕴，它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架起一座桥梁。这份被毛泽东称为“进城赶考”的卷子之所以经得起长期实践的反复检验历久不衰，贯穿干其中的这种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原因。

　　第三，这种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还突出表现在领导主体在历史转变关头善于把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人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能动力量，不是随意的和盲目的。夺取全国胜利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是当时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历史性课题。西柏坡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则给予了客观、全面的回答。党清醒地提出了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后必须“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前一个转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毛泽东指出过“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第四，这种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还特别表现在领导主体在历史转变关头极其清醒的主体自我意识。中国共产党从四十年代初开始的延安整风，实际上就是一次全党范围的主体自我意识活动，它为党在西柏坡时期对走上执政地位后的清醒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剖析，创造了深厚的历史条件。我们党从建党到建国，其问经历了28年的革命战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后，如何建设好新国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②在领导全国范围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党还面临着很大的未知领域，还有我们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成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成为检验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党的干部是否是一个清醒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因此，毛泽东要求全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总是可以学会的。”③

　　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它不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走历史必由之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国的转变。在执政的新考验面前，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党敲起警钟，在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变中，必须防止“因为胜利”而带来的“党内的骄做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显然，历史转变中的现实的需要是党和毛泽东再次强调和关注领导主体自身状况的深层原因，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也就是伟大胜利转变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１９４９年９月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宣告：“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显然，西柏坡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形成的，它是２０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象征，同时为我们党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宝库增添了最有价值、最有吸引力、最为浓墨重彩的光华灿烂的崭新篇章。

　　我们对于西柏坡精神历史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历史考察，不仅是为了把握这一精神的来龙去脉并把这一精神升华到时代精神的高度，更重要的，还是要探究这种精神怎样在当代中国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的万里长征中，在回答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全党和全国人民创造历史的生机和活力，保持其长盛不衰、万古常新的品格。从历史的大视野看问题，西柏坡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条具有中国特色伟大道路的历史交汇处形成的，它既是党和毛泽东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伟大思想结晶，同时又包含了后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思想胚胎和“基因”。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认为，西柏坡时期党作为历史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求实、民主和创新的精神，起到了中国社会伟大历史变革的先导作用。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伟大转变。从７０年代未开始，党通过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各方面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到集约型，从轻视知识到科教兴国等一系列历史性转变，开始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性转型的伟大历史新时期。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干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思考，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敢冒敢闯，不断创新，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人们空前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为之增添了崭新的时代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