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的历史地位与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静如

 
　　1999年，我曾为王玉平主编的《西柏坡与新中国》写过一篇序，提出过两个观点。今天我的发言，想就这两个观点进一步做点说明。

　　一、西柏坡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点

　　在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中国自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之后，就被拖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被动社会现代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极其缓慢，长期处于贫困、落后、挨打、受辱的境地。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为手段，推翻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人民当家作主，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多次转折期，但都是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只有到了西柏坡时期，才构成根本性质变的临界点。具体说，西柏坡时期，既是被动社会现代化的终点，又是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起点；既是乡村包围城市的终点，又是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起点。

　　反映这种根本性质变的主要标志，有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通过土地改革激发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起了巨大作用。

　　第二，转变观念，转变思维方式。这主要是要求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其中特别要学会管理经济，发展生产力，处理好与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

　　第三，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准备条件。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摆脱了帝国主义，中国就可以主动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而其第一步，必须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系；在文化上，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系。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第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转向主动社会现代化打下良好基础。在国内，主动社会现代化要依靠广大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去完成，否则势必落空。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除说到要改善工人和一般民众的生活，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之外，还特别强调要与党外民主人士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把他们看成与共产党的干部一样，至于其他国家，只要互相以平等为原则，都可以建立外交关系。

　　上面几点是从主要方面说的，次要方面以及一些环节的体现仍需要研究。

　　二、探索、创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就是在理论上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怎样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历经无数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创新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成果。正是由于有了这两大理论体系，才能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辉煌成就。所以，就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形成的一种精神来说，探索和创新是这种精神的核心。

　　为什么说探索和创新也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呢？《西柏坡与新中国》书中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四个方面，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严守纪律、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实事求、立国兴邦的创业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自律精神”。且不说这样概括是否准确、合适，可能不同研究者会有不同看法。只说这几种精神的概括，恰恰都说明是由其核心部分派生的，是保证核心部分取得成效的条件。比如，“进取精神”，共产党人如果不知进取，消极了甚至萎靡、堕落，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再如，“创业精神”，共产党人要改造中国社会，当然要努力创业，不然，就难以成功。但创业与创新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大于前者。因此，我认为，讲西柏坡精神的核心突出一下探索、创新更好。

　　不仅如此，说探索、创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到了西柏坡时期，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在它的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继续探索、创新的任务。它包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下探索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道路，以及探索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后者完全是新的课题，需要创立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理论体系。显然，没有西柏坡时期提出的艰巨任务，就没有后来的历史发展。因此发扬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继续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以指导中国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运用“两个务必”提升领导艺术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　任刘峰

 
　　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精彩纷呈，其中，“两 个务必”尤其值得今人学习和运用。纵观历史，务必谦虚谨慎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厚德载物”的柔隐一面，务必艰苦奋斗体现着传统文化的“自强不息”的刚劲一面。

　　“两个务必”与“两个结合”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之所以在革命胜利的关头强调“两个务必”，不仅是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需要，而且揭示了领导者成长的特点和领导活动的规律。

　　毛泽东不仅强调“两个务必”，而且特别重视“两个结合”。具体说来，务必谦虚谨慎有利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务必艰苦奋斗有利于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两个结合”需要“两个务必”，而“两个务必”则有助于“两个结合”。说得更透彻一点，务必艰苦奋斗是从群众中“来”，务必谦虚谨慎是到群众中“去”。“两个务必”才能“来去自如”，这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高度概括，是毛泽东领导思想的重要方面。

　　“两个务必”与“两件大事”

　　毛泽东认为，领导工作千头万绪，但归结起来只有“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决策，二是带队伍用人。决策和用人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角色所系。领导用人务必谦虚谨慎，决策执行务必艰苦奋斗。“两个务必”还与“两个集中”密不可分。如果说集中兵力和财力是针对“兵”的，是针对群众的，那么集中能力和精力则是针对“将”的，是针对领导的。领导者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所以必须在一些事上“少为”，甚至“无为”，才能在另一些更重要的事上“多为”，真正“有为”。

　　“两个务必”与“两个权力”

　　务必谦虚谨慎就要多用软权力，务必艰苦奋斗更多需要硬权力。“两个务必”与“两个权力”也是互为里表、互为因果的。为了应对变化和利用变化，则需要运用“两个权力”与之配合。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不仅体现在政权、职权这些“硬”的权力上，而且体现在魄力、魅力等软权力上。

　　权力的实质就是影响力。硬权力是指强制性的影响力，它不仅可以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而且可以调动配置各种资源。软权力是指非强制性的影响力，他只能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但不能调动配置各种资源。硬权力是外在的，法定的，稳定的；软权力则是内在的，个人的，变动的。毛泽东刚柔相济的领导艺术的实质便是硬权力与软权力适时适度的搭配使用。

从毛泽东的历史文献中解读西柏坡精神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卢洁

 
　　毛泽东在西柏坡只住了短短的300天左右。但在这个小山村,他做了很多铭记史册的大事：指挥了三大战役，主持召开九月会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筹划建立新中国。在这300天的时间，毛泽东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

　　西柏坡精神是历史形成的，其内涵非常丰富，而历史文献又是承载西柏坡精神的最直接的文献载体和见证。我想从解读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三篇历史文献入手，解析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素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即1949年3月5日所做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题目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结论的一部分，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毛泽东第三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文献，就是在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整理收入的题为《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这三篇历史文献可以说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最重要的基本文献，集中地反映了西柏坡精神的精髓和核心要素，是西柏坡精神的经典文献和传世之作。

　　第一，在历史转变的重大关头，为推动工作重心转移，要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的学习精神。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全党要学会一套新的本领，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这就是生产和建设的本领。这是对即将执掌政权、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全新的要求。勇于“学会”、善于“学习”、不断“学习”的学习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调整工作重心、永葆先进性的法宝，也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这对于我们全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很有现实意义。

　　第二，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的科学精神。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针对王明等人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的定义，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做这种定义”，指出“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重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毛泽东还提出干部必读的12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以高级干部的学习带动全党的理论学习，用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第三，面对即将成为执政党，向全党提出要保持“两个务必”的精神。面对即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始终提醒全党，决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及时地警告全党：要预防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浓重的执政危机意识，面向胜利保持“两个务必”的精神，无疑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素。

　　第四，“第一步”和新的历史起点的精神。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还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渺小的”，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胸和眼界。他说：“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第五，对中国兴盛的豪情壮志和必胜信念。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描绘了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言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对中华民族的兴盛充满信心。

历史性转变中的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金民卿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自己的90华诞。回顾这近90年的历史,西柏坡时期历时虽短，地位却极其重要。这个时 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兴起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高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中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从根本上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的不同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矛盾变化趋势和时代特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实现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西柏坡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

　　第一，党的历史方位的历史性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党曾经进行长时间的局部执政实践。西柏坡时期，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历史方位即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第二，党的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随着历史条件变化，党的工作重心也要发生重大转变。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占领了一部分重要城市并将很快占领全部城市。城市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第三，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变：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西柏坡时期，历史开始发生重大转机。中国革命已经处于全国胜利前夜，国内和平的实现已经曙光初现，和平建设即将成为历史主题，由此，党的中心任务也将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从革命转向建设。

　　第四，中国革命性质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1949年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已基本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现实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的新高潮

　　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客观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分析新的矛盾特点，认真研究和回答重大历史课题，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和政策体系，掀起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高潮。

　　第一，积极回应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科学回答“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执政党建设理论和新政权建设理论。

　　第二，积极回应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科学回答“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围绕这个问题，党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城市工作理论。

　　第三，积极回应党的中心任务转变，科学回答“怎么样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新中国建设的政策体系，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第四，积极回应中国革命性质转变，初步回答“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性课题，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围绕这个问题，党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策略，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