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小上海—中央苏区一条街（场景）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是在闽西、赣西南地方武装暴动的基础上，由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开辟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块苏区，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西苏区正式形成；1931年4月，中央决定将闽西苏区划入中央苏区。关于闽西中央苏区的范围，现已得到正式确认的有永定、龙岩、上杭、长汀、连城、宁化、清流、明溪、武平、漳平等县。闽西中央苏区的面积有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10万左右，它的区域、人口都占整个中央苏区的2/5左右。闽西苏区除了在地域和隶属关系上属于中央苏区范畴外，在苏区的创建和斗争上，有着其他苏区所不可比的东西。如：在长汀首先绘制了创建中央苏区的蓝图，随后闽西成为继井冈山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所建立的较早而比较巩固的又一块在全国有影响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苏区的后方基地和东南屏障； 1929年3月成立的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在赣南、闽西创建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成为我党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基础来自闽西工农银行；中央苏区正规的红军学校来源于闽西红军学校；汀州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一半，被誉为“红色小上海”。闽西苏区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手工业方面，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大量的事实表明，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和经济中心，在战略上十分重要。

    一，绘制蓝图，初显中央苏区的轮廓。

    中央苏区的创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在闽西的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独辟蹊径地在井冈山开辟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片天地。然而新道路的探索和开创总是充满艰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 （1）国民党当局欲消灭之而后快，不断对井冈山实施“进剿”、“会剿”，使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又陷入重大挫折。
    1929年1月14日，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同时为摆脱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个月没有一文零用钱的窘况，红四军前委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然而在进军的过程中，“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项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 （2）更有甚者，此时传来了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在国民党军队重兵攻击之下被迫突围，井冈山已告失守的消息。在此内外交困的情形下，红四军下一步行动目标该指向何方？该到那里寻找落脚点？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关键时刻毛泽东毅然做出向福建西部进军的决定，完全改变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也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红四军为了避开数量上优势的敌军。于3月11日经江西瑞金壬田进入闽西长汀境内，次日清晨抵达四都。盘踞在汀洲城内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闻讯后，立刻派其补充团开赴四都渔溪，企图阻击红四军向长汀进军。可与红四军一接触便溃不成军，仓皇向长汀方向溃逃。红四军趁胜向汀州推进，直抵距汀州城南15华里的长岭寨。郭凤鸣旅又企图凭借长岭寨险要的地形，与红四军相抗衡。3月14日，红四军以部分兵力迂回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以主力向长岭寨主峰阵地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主峰阵地。郭凤鸣纠集残部亲自督阵进行了几次反扑，均被击退。连郭凤鸣本人也被红军击毙，敌军全线溃败，红军一举占领了汀州城。
    与红四军在赣期间“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相比 （3），如此轻易地攻占当时闽赣两省边界最为繁华的重镇，实属意外的收获。为此，朱德曾感叹道：“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4）战果是意外的，但作为革命发展的转折点，却是有必然的因素存在。因为这里几乎完全具备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所提出的所需的所有条件。
    ——，就地理环境而言，地处闽粤赣边界的闽西地区，山峦起伏、丘陵密布、江河纵横、山区辽阔，正好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条件。
    ——，在闽的几支国民党部队大多是由土匪改编的地方部队，不仅各霸一方、互为割据，而且战斗力低。平日对百姓耀武扬威，碰到主力红军则不堪一击。仅长岭寨一战，号称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的郭凤鸣部就丧失贻尽。而且，其他的国民党部队对于红四军的入闽也只是调集所部虚张声势、隔岸观火，不敢与红四军正面接触。
    ——，这里有良好的革命基础，从1928年3月初开始，龙岩后田、平和、上杭、永定等地先后爆发了一次比一次强烈的、震撼全省乃至于南方各省的农民武装暴动，并将福建的革命斗争推进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新阶段。通过武装暴动各地先后建立起了革命的武装，并开始尝试建立革命政权，土地革命的先声在这里已经吹响。红四军进占汀州后，在长汀迅速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中共闽西特委立刻开展以上杭、长汀、龙岩、永定四县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毫无疑义的在闽西有造成割剧局面的可能。” （5）
    ——，这片热土的民众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正如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所说的，“长汀的民众，听我们宣传员的演讲，非常高兴，欢呼的声音，常常打断演讲的进行”。“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成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 （6）
    ——，这里物产丰富可以为红军提供足够的给养保障。红四军在长汀不仅得到了休整，而且向地主罚款2万元，向商人筹募军饷3万元。用这笔款第一次给红军官兵发了津贴，同时在汀州成立红军被服厂，赶制了4000套军装。“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这一切就连行伍出身的朱德也不禁感慨：“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红军第一批正规红军装了……它们没有各国军队的那么好，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妙无比了。”
    ——，这里有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在湘赣边界时，红四军前委曾多次去信与党中央联系，可“中央一个未收到，无怪对我们的情况完全隔膜了”。到闽西后，在中共福建省委的协助下，红四军很快便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不仅如此，而且“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到了闽西“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在此环境下，毛泽东不禁发出“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言状”的赞叹。
    毛泽东曾说过“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7） 种种因素表明：广大的闽西山区不愧为是革命的绿洲，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的“奇事”即将从这块土地上奇迹般地发生。正是这片革命的绿洲为中国革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前景，使处于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革命，从此步入富有中国特色的正确轨道，即开始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崭新历程。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为此发表的专论中赞叹道：“朱毛部队之进攻闽西，发动闽西的斗争……，将使东南半壁完全造成赤色局面”。 （8）从这一角度上讲，这里不仅是革命的转折点，而且还是创建中央苏区的策源地。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制定红军的行动方针和斗争策略，一个非同凡响的宏伟蓝图由此喷薄而出。
    这一蓝图的大背景是“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的夺取群众”。重点是“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亮点是“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区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9） 最后聚焦于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之割据与湘赣之割据相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之根基”。 （10）
    湘、赣、闽、粤、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毛泽东此时虽仅率红四军在长汀，但胸怀的是全局，站在全国的高度指点江山。并将目光则聚焦在“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地”，由此勾勒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的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蓝图。正是这一蓝图促使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中央苏区得以迅速建立和发展。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
    这一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产生于福建长汀的富有前瞻性的宏伟蓝图。一开始并不为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所认同，在《中央给润芝、王阶两同志并转湘赣特委信》中，要求红四军将部队分成小部队的组织，部队在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进而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还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到中央去工作。
    中央的指示精神显然与毛泽东所勾勒的革命蓝图大相径庭。对此，毛泽东在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在他看来革命的蓝图依稀可见，革命斗争的发展蓝图很快会变成现实。随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赖坊协作店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1930年5月在长汀出版的《调查工作》（建国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中，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以诗人般的情怀描绘了蓝图实现时的壮观场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头了的一只帆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坚信“惟闽西赣南一区之内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11）
    二、初步实践，构筑中央苏区的红色基石。
    1929年5月19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从瑞金出发二次入闽，经长汀古城、四都、濯田，于水口跃过汀江，在龙岩、上杭、永定开辟了一片天地，为开辟中央苏区的宏伟蓝图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福建党组织的配合下，5月23日拂晓，红四军兵分两路向龙岩发起进攻。第一、三纵队攻占龙门前线阵地，击溃守敌第一补充营，迅速逼近龙岩，突破西门防线；第二纵队占领龙岩北门外的小山，控制制高点，居高临下向守敌发起攻击，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之下，龙岩守敌不得不弃城而逃，红军顺利攻占龙岩城。红四军第一次入闽是在偶然之中发现了闽西这片革命的绿洲，而此次入闽则是担负着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这片革命的绿洲开辟中央苏区的使命。所以，在攻占龙岩之后，当天下午即撤出，进而向永定进军，于25日攻占了永定县城。当退守漳平永福的敌陈国辉残部利用红四军转战永定的机会，重返龙岩时，红四军又于6月3日挥师龙岩，攻敌不备二占龙岩。为了诱敌主力归巢，红四军再次撤出龙岩，奔袭上杭白砂的敌卢新铭旅1个团，并造成向江西撤退的假象。当陈国辉率其主力赶回龙岩时，红四军又乘敌放松警备之机，从南、西、北三面向龙岩城发起猛攻，迅速攻入城内，敌第一混成旅驻龙岩的主力2000多人全部被歼。
    红四军二次入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巧妙地利用了军阀混战，敌人内部处于分裂状态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三占龙岩县城、攻占永定县城，横扫连城庙前、新泉，永定坎市、湖雷，上杭白砂、旧县、古田、才溪、南阳等乡镇，歼灭了敌陈国辉和卢新铭旅的主力。中共闽西特委认识到，红四军再度入闽“不仅将打开闽西革命局面，而且可以借红军主力消灭闽西军阀，发展革命力量”。立即决定在永定、龙岩、上杭3县发动群众，在各处举行暴动，在敌后骚扰，破坏交通，宣传红军胜利的消息，造成四面响应的局面。在红四军的帮助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永定溪南、龙岩白土、上杭蛟洋等曾举行过暴动的区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他乡村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连城县举行南部十三乡暴动，并建立了连南区革命委员会。从而使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六县的边界地区全部成为红色区域。正如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红军两次到闽西，即就原有四个区域（龙岩白土、上杭蛟洋、永定金丰及永定溪南）扩大而成为长汀、武平、上杭、永定、龙岩、连城之六县游击区域”。（12）
    为了进一步扩大红色区域，红四军随之实施了分兵计划：一纵队在坎市、稔田、兰溪、太拔、卢丰、安乡、回乡、官庄、才溪等乡村发动农民暴动，建立区、乡革命委员会；二纵队在龙岩雁石一带分兵后，向连城的姑田、新泉发展，将红色区域迅速向西北扩展；三纵队留在龙岩境内，发动全县范围的工农武装暴动；刚成立的闽西子弟兵第四纵队在上杭的白砂、旧县等地发动群众。使各县的红色区域迅速连成一片，展现出“汀江两岸都红遍，红山红水红满天”景象。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的新形势下，1929年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全国革命中的意义，即与赣南东江及湘赣边界的革命取得联系，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进而促进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斗争。并论述了闽西苏区发展和巩固的有利条件和基本方针。有利条件是（一）闽西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和武装暴动的锻炼；（二）各县都有了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三）各县已经建立了人民武装；（四）粮食可以自给；（五）地处闽粤赣3省边界，地形险要，适于与敌人作战；（六）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可以利用。三个基本方针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13）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眼里此时的闽西已不再仅仅是革命的绿洲，而且是对全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热土。
    正由于如此，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出而后快。军阀混战刚告一段落，蒋介石即调动闽粤赣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会剿”。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省会剿”，红四军采取了分兵游击的战术，第一、四纵队留在闽西伺机打击敌人，第二、三纵队向宁洋、漳平方向进击，向闽南、闽西北发展。朱德率第二、三纵队迅速攻占宁洋、漳平县城，随之又向大田、德化、永春进军。而后红军又由永春回师再度攻占漳平，进而占领永福直逼龙岩。于9月6日重占龙岩，粉碎了喧嚣一时的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的分兵游击有效地保住了闽西苏区，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新的发展，各级苏维埃政权迅速成立，上杭县成立了县级革命委员会；而且促进了宁洋、漳平一带革命斗争的发展，永福、龙车一带迅速建立起4个乡苏维埃政府，使苏区区域向南得到进一步扩展。
    为了进一步扩大红色区域，9月20日，红四军连同地方武装共1万多人，涉水渡过汀江，向上杭城发起突然攻击。经过几小时的激战，红军一举攻克“铁上杭”，打破了汀江天险的神话。随后，红四军又分赴武平、永定、上杭等地，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在红四军的帮助下，上杭、永定分别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武平东部的高梧、六甲、十方等区先后成立了2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随之，红四军又一举攻下武平城，武平县苏维埃也宣告成立，使闽西红色区域又扩展到武平一带。1929年10月，红四军主力第一、二、三纵队出击东江，留在闽西的第四纵队在连城的新泉、朋口、温坊和长汀的涂坊一带开展游击，于11月初，协助成立了连城县临时革命委员会。
    正所谓风展红旗红一片，至1929年11月，红色区域已扩展到龙岩，上杭、永定、武平、长汀、连城、漳平、宁洋等县，在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内，已成立4个县苏维埃政府，50多个区苏维埃政权，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革命的星火演变成势不可挡的燎原之势。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曙光小学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在充分吸收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基础上，结合红四军建立以来特别是进入闽西后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建军道路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郑重宣布闽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在拥有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6县及平和、漳平、宁化、清流、归化的局部地区，纵横300里的广大区域，高擎起苏维埃政权的旗帜。闽西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将原有各块小的苏区连成了一片，形成一块统一而巩固的的苏维埃区域，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革命根据地由初期的创建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原来幼小、分散的苏维埃政权，正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足以和反动旧政权分庭抗礼的新政权，从而在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的漫漫长夜里，划出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曙光。
    1930年3月，恽代英在闽西视察时，深为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变所感染，不禁欣然写下《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一文，赞叹道：“闽西苏维埃确实表现出来是工农的政府，经常有群众会议与代表会议，有很多工人贫农以及妇女参加苏维埃代表会与委员会，一切权力都属于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改吃白米，乡村的水沟桥梁道路都大力修理起来，很多地方组织了合作社来抵制商人抬高物价的剥削，并且用很低的利息借款给贫苦农民，疾病可以找得公共的免费的医生与很廉价的药品，工人实行只做工八小时，还要增加工钱，妇女解放了一切社会与家庭的约束压迫，获得了一切的自由”。（14） 苏维埃区域成为“夜不闭户，行不裹粮”的天下，成了独树一帜的“另一个世界”。 （15）
    随着苏维埃区域的不断扩展，闽西苏区数百万农民实现了拥有土地的梦想。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正如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
    三、浴血奋战，铸就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
    当农村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苏维埃的旗帜已映红东南一片天时，感到惊恐不安的蒋介石急忙亲自召开“剿共”会议，调兵遣将企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从1930年12月起连续发动了对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赣南、闽西各革命根据地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围剿”与反“围剿”是阶级间的生死较量，是血与火的对决。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猖狂进攻，伴随着残酷的阶级报复。“其所到之处，则用极残酷的白色恐怖杀抢政策，龙岩的东肖、湖邦、大小池一带都有房子给他烧掉，谷子、猪、牛被他们抢得干净。而且更进一步计划督促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分子创办民团”，“企图恢复与巩固其反动统治”。土地革命中农民所分得的土地又被逼迫重新向地主豪绅交租税，参加革命的剪发青年妇女被抓出“轮奸并送到漳、厦卖去做娼妓”。 （16）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苏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面对国民党军队分进合击的第一次“围剿”，地处东方战场的闽西革命根据地担负着阻击敌军向西的进攻，打破国民党军队企图“会师汀州，围剿朱毛”的重大任务。1930年12月，蒋介石命令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由建宁向石城，第四十九师张贞部由漳州向龙岩，闽北独立第三师十二旅卢兴邦部和独立第十四旅周志群部向长汀，以及粤东的第六十二师香翰屏部向永定龙岩，对闽西苏区展开全局围攻。面对严峻形势，中共福建省委明确指出：“闽西是闽粤赣的赤色中心区域主要部分之一，在全国特别是在此时占着很严重的战斗地位。”“闽西要赶快动员广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有阵地的坚决的向敌人进攻”。要求以岩、杭、连交界的北四区、大池和岩、永、杭交界的太平里、湖雷作为与敌作战的根据地。在战术上“不必和他们硬战，要找到敌人的弱点，先部分的打击敌人的部队，推动群众斗争的情绪，扩大和充实我们的力量，相机向敌人的中心部队反攻。” （17）承担反“围剿”斗争主要任务的新十二军在东江红军的配合下机动作战，先在平和大芦溪击败张贞部一个营，随后又相继攻下长汀、连城、永定等县城，打通闽粤赣广大苏区的联系。并于2月间发起全面反攻，苏区各地的赤卫队也趁胜反击，有力地打击了来犯之敌，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围剿”的斗争中，红一方面军在半个月内自西向东横扫700里，从赣西南一直打到闽西北的建宁，闽西北从此成为反“围剿”斗争的一大亮点。1931年5月29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建宁县的里心镇，部署发起了建宁战役。建宁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十二军等部乘胜向闽西北挺进，解放了泰宁、邵武、光泽、将乐、顺昌、宁化、清流、归化等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命令，闽西的新十二军也向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发展。新、老十二军互相配合先后攻占了长汀、宁化等县城，闽西北地区的革命局面迅速打开。
    地处中央苏区东面的闽西北地区地势偏僻、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适合于游击战的开展。而且这里有款可筹，有充足的兵源，红军适合于“在这些区域作长期的工作计划”。根据毛泽东的判断，红一方面军就地实施了分兵的战略部署。一时间，福建的闽西北云集了数支的主力红军。按照总前委的部署，红三军团以建宁、泰宁、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顺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域；红四军主力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宁洋为筹款区域；红十二军以宁化、长汀、石城为工作区域，迅速打开新局面。
    1931年6月底至7月初，毛泽东在建宁溪口驻地三次致信红十二军军委谭震林等时，进一步强调“工作区都是要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筹款区只打土豪做宣传，而不分田地不建立政权”。（18） 并要求红十二军分兵宁化、长汀、石城，要“一面筹款，一面把群众大大发动做到分配田地”，特别是要在重点地区如宁化的安远、中沙、县城、禾口、石中，石城之小松、丰山、县城、馆前等地，大力开展土地分配工作，迅速扩大苏维埃区域。红一方面军为时一个月的分兵行为，开展了一系列发动群众、消灭地方反动武装、筹集经费、扩大红军、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拓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不仅为进一步粉碎国民党军队更大规模的进攻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且在闽西北地区拓展了大片的苏区，使之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的东方门户。
    正当红一方面军在闽西北地区分兵行动之时，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在部署进行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建宁县天主堂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回师赣南迎敌的决策，颁布了反第三次大“围剿”总动员令。根据中共闽粤赣特委明确提出“打通闽粤赣苏区交通，是党和团当前最迫切的具体任务。”（19） 闽西苏区的新十二军承担起收复中心区、打通中心区的任务。新十二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在十多天内连战皆捷，击溃卢新铭、钟绍葵等部，相继攻克汀州、连城，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而且完全打通了与赣南苏区的联系。
    新十二军攻占汀州城后，与红十二军胜利会合，并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合编为红十二军。合编后的红十二军声威大壮，于1932年2月下旬，挥师南下向武平、上杭进军，执行“巩固闽西，向闽北发展，使福建与江西苏区完成打成一片”的任务，并在几天之内连续攻占武平和上杭。使“杭永武汀连将要完全联接一起，闽西与江西的苏区，南自武平会昌，北连宁化石城，将要完全打成一片”。以此为标志赣南、闽西红色区域为基础的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为此，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红十二军一举攻占杭武后，欣喜地亲自为《红色中华》撰写了题为《红军十二军占领杭武的意义》的社论，对闽西苏区在反“围剿”保苏区的斗争中“红军战士的英勇，广大群众的威力”，予以高度的评价和赞扬。称“闽西红军主力得着广大群众的拥护，积极向北发展，已经收到很大成绩，开扩了闽西苏维埃疆土。”（20）
    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使红色区域的版图得到不断的扩展，而且打通了赣南、闽西苏区的联系，中央苏区从此连成一片。这一富有战略意义的变化，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被毛泽东称为“闽山碧”的闽西北地区，以其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形，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和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特点，成为毛泽东关注的一大焦点。
    1932年3月20日，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红军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进军福建，执行巩固苏区，打击入闽粤军的任务。红一军团抵达福建长汀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向苏区中央局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向方能调动敌人打开局面的建议。认为若只是闽西一带活动，“仍是保守局面，下面的文章很不好做。” （21）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十分重视，亲赴长汀召开红军攻打漳州的作战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军入闽报告，指出红军入闽作战不是要占领中心城市，而是要消灭军阀张贞部，充实红军装备，扩大政治影响。
    东路军攻克漳州是中央红军成功攻占东南沿海重要城市的第一仗，对于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漳州战役端掉了张贞四十九师的老窝，并歼灭其大部，长期以来在闽西南地区为所欲为，充当“围剿”闽西苏区的张贞遭到空前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从而解除了闽西苏区来自南部的威胁，对于巩固闽西苏区起到重要的作用。东路军攻打漳州期间，在闽西担任警戒任务的红十二军，也趁势收复了永定县城、坎市、龙潭等要镇，并进而向永定、平和、大埔三县边境出击，恢复了永和埔边界的大片红色区域，且迅速向杭、武、蕉地区发展。福建军区直属的红军独立师也积极向宁化、清流发展，在宁化安远击溃闽北军阀周志群部，乘胜进占清流县城。使闽西苏区的区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1932年5月，在与日本签订出卖上海抗战的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又开始纠集数十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主力红军首先采用运动战在南面打击进攻苏区的粤军，以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翼。并于1932年12月成立由叶剑英任总指挥兼政委的东南战线指挥部，组织力量展开一系列战斗以牵制驻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和广东余汉谋部从东南对中央苏区的进犯。在此基础上，红一方面军把作战重点放在闽西北和闽北地区，意在扩展中央苏区东边的广大区域。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三军团的红四师、五师为主，包括福建军区所属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为了配合东方军作战，还命令闽西红军第三十四师和宁清归分区、闽赣军区部分武装统归东方军指挥，其作战任务是“恢复闽西沦陷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东方军入闽后，先攻克宁化重镇泉上，开辟和恢复泉上、清流、归化、泰宁、朋口、连城、新泉、白沙、大洋坝等苏区，赤化地域达五六百里，使闽西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随之东方军挥师北上经清流、归化、沙县包围顺昌、将乐直逼南平，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后在南平的夏道、吉溪和沙县西芹消灭增援南平的敌十九路军所部。开辟了泰宁、将乐、顺昌、沙县、邵武之间的数百里红色区域。1934年1月，东方军再度入闽，又先后攻占沙县、尤溪、将乐等县。
    在东方军入闽征战期间，1933年7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第46次人民委员会指出：东方军的猛烈作战，在清流、宁化、归化、将乐、沙县的200多里地区，推翻了反动政权，急须普遍建立革命政权，决定在宁化境内增设“彭湃县”，并派工作团到清流、宁化、连城等地开展恢复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于8月16日第48次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在上杭增设“代英县”，在宁化增设“泉上县”，并派出工作团到连（城）、清（流）、归（化）、泉（上）等县，以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为此，在中央主力红军的不断征战的硝烟中，闽西、闽西北和闽北各苏区的苏维埃政权等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闽西中央苏区疆域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先后被划入中央苏区版图的有长汀、上杭、龙岩、永定、连城、武平、漳平、兆征、汀东、新泉、代英、宁化、清流、归化等县。在中央苏区的版图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四、演绎政权，成就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在与国民党政府激烈对抗中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其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和运行机制，在战火硝烟中开始了领导、管理和建设国家的初步尝试。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建苏区，在苏维埃基层组织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率先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支撑。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土地、劳动、军事、经济、苏维埃建设等法令，选举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确定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为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幕期间，省苏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同时，在各县、区、乡普遍建立起代表会议制度。各级的选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反映自己意愿的代表进入苏维埃工作，由苏维埃代表在苏维埃政府中传达选民的意见。毛泽东高度评价“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他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主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的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 （22）
    苏维埃政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伟大实践。不仅使苏区的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苏维埃政府“不但可以解决工农的政治经济问题，连工农身上的病患，苏维埃都有解决的本事”，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苏维埃政权作为“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23） 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理念，耕植下待发的种子。
    各级苏维埃政府以毛泽东所称赞的“第一等的工作”状态，使广大群众“对于苏维埃每一具体的施政，简直如同铁屑之追随于磁石”。在红土地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
    ——在丛山之中的小山城，创造出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军阀统治时期“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的山城汀州，自从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并实行“搞好经济工作，建立产业银行，继续办好闽西银行。鼓励群众自办各种信用合作社，以支持生产的发展和办各种合作社”之后，一跃成为商店林立、市场繁荣、航运发达的“红色小上海”。这里有一大批的公营工业，有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樟脑厂、砖瓦厂、石灰厂、造纸厂等等，支撑起中央苏区的骨干工业体系。这里有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合作社，生产着各种丰富苏区生产生活的产品。这里有中华苏维埃银行福建省分行、闽西工农银行、对外贸易分局、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保障和促进着经济快速的发展。在战火硝烟的年代里，占据中央苏区经济中心的地位。
    ——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地处武夷山麓的宁化县，低山、丘陵、盆地占全县总面积的96%，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的说法。历史上由于土壤肥力差且水利资源缺乏，严重制约农业的发展，当地农民只能以“地瓜当饭饱”。苏维埃政府发展农业的政策，鼓励恳荒的法令、整顿水利的措施，以及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焕发出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宁化原有荒田达2万多亩，在苏维埃政府“完全消灭荒田”的口号下，荒田迅速大部化为良田，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成为中央苏区征集粮食的重点县，享有中央苏区“乌克兰”的美誉。就从1934年宁化县的征粮情况便知宁化得此美誉是当之无愧的。1934年2月，根据中央“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为解决粮食而斗争”的号召，中央粮食会议将宁化划为开展收集谷子突击运动的区域。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宁化县就收集粮食3万多担，现金3.7万元，成为中央苏区收集谷子最多的县份之一。同年，在中央苏区开展的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中，下达给闽赣省3400担的任务，结果仅在宁化就征集到7480担，泉上和彭湃分别完成4000担和19000担，占闽赣省总任务量的60%。随之，在中央苏区秋收借谷60万担的运动中，宁化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3400担。本身并不富裕的苏区人民，以“愿自己节省一些，借给红军，使他们吃饱饭，打胜战”的无私精神，创造着支撑着中央苏区的物质供应。
    ——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创造出“中央苏区的模范区、模范乡”。上杭县上才溪乡全乡554个16岁至55岁的男劳力中，参加红军和调外工作的达485人，留在乡村的仅有69人。下才溪全乡男子劳动力765人中，当红军和调外工作的533人，留在乡村的232人。在劳动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吃苦耐劳的客家妇女充当起生产的主力军，通过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方式，创造着农业生产的奇迹，不但耕好自家的田地，还帮助红军家属田耕好；不仅搞好农业生产，而且还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1933年5月，才溪区妇女做布草鞋2897双，稿草鞋6052双，捐献雨伞168把，毛巾212条，列宁帽212项，被誉为“福建全省的光荣模范”。不仅如此，《青年实话》、《红色中华》、《斗争》称赞“上杭才溪区是福建的第一模范区，一切工作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绩”，还是“选举运动的模范”、“生产战线的模范区”、“退还公债的模范”、“节约的模范”、“合作社的模范”。1933年11月下旬，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慕名而来，亲自到才溪乡进行调查，写了著名的《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后改为《才溪乡调查》），号召中央苏区的几千几百个乡，一齐向才溪乡学习。随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将《才溪乡调查》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代表们，推广才溪乡的先进典型经验。
    ——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中，创造出成千上万所学校朗朗读书声的奇迹。在文盲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苏区为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提供了“自由光明的新天地”。闽西苏维埃政权从1930年3月开始，6岁至14岁的男女儿童进入苏维埃政府设立的高、初级劳动小学读书，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31年闽西苏区在597个乡，85万人口中，基本上实现了区区有高级小学，乡乡有初级小学。在闽北苏区也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区、乡办起了列宁高小，村里也办起了列宁初小，使7至15岁的工农子弟几乎全部进入列宁小学学习。同时，苏区还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以扫除文盲为中心的识字运动。在问字所、识字班、读报团、看图识字、夜校、工农补习所等各种形式的扫盲活动中，设立在路旁、田头的识字牌，无疑是苏区一道亮丽的风景。这种识字牌上写着字和画，每天换一次，凡过往行人均须会读会写，不会者由儿童团负责教会才可通过。至1934年1月，上杭县通贤区的7248人，减少文盲达65%，能看《斗争》杂志的占4%，能看《红色中华》报的占5%，才溪区全区8782人，能识50至100字的占30%，能写简单的信件和看《斗争》、《红色中华》的有15%。 （24）如此显著的教育成效，无怪乎埃德加·斯诺在其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惊叹地写道：“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 （25）
    在苏区这片神奇的热土，类似的奇迹比比皆是，要问奇迹从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维埃旗帜的非凡感召力和苏区人民群众强大的创造力。
    虽然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中央苏区最终沦陷，但闽西人民为创建中央苏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必然永载史册。
    五、回眸历史，闽西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巩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闽西中央苏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锻炼成长的摇篮，是中共领导人学习治国安民艺术的实践基地。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张闻天、陈云、杨尚昆等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都在闽西苏区战斗生活或担任过职务。其中，毛泽东在闽西总共战斗了一年另一个多月（约405天），时间最长。刘少奇在长汀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2个多月时间（1934年7月中旬至9月底），他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唯一在闽西苏区任过职的领导人。邓小平是1931年初夏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从上海经红色交通线进入闽西，曾在闽西苏区的永定虎岗、上杭白砂、长汀的南阳、河田等地停留了2个多月，1985年5月，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应邀来讲学、祖籍在长汀河田的台湾大学陈鼓应教授时说：长汀河田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当时那里的水运交通很方便，经济很繁荣……。所以，他对长汀河田印象特别深。闽西苏区当年火热的斗争生活，也培育和锻炼了闽西籍的苏区领导干部，在1931年11月“一苏大”选举产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63位执行委员中，从闽西苏区走出来的就有张鼎丞、邓子恢、范乐春、张华先等数人；在中央政府10个部中，就有张鼎丞担任了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邓子恢担任了财政部长，后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后来范乐春也担任中央政府红军优待局局长。
    闽西又是无产阶级军事家和著名将领锻炼成长的摇篮之一。建国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九大元帅（除徐向前外）在闽西战斗过；十大将中有八位（除王树声、徐海东外）在闽西战斗过；57位上将中有过半的将军在闽西战斗过。此外，中共的许多著名将领，如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等都曾在这里留下战斗的身影。这里也洒下了瞿秋白、何叔衡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和胡少海、刘安恭、王良、许卓等著名红军将领的鲜血。
    可以说，闽西是中共领导人用心血浇灌的红土地，是中共领导人学习治国安民艺术的实验基地，是培养、造就一大批党和国家栋梁之才的实践基地。
    （二）闽西在中央苏区军事斗争中地位独特，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军事斗争上，闽西革命斗争的基础，为红四军的生存发展、为红四军入闽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空间和条件，由于红四军入闽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闽西因而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红四军首次入闽后，毛泽东、朱德等在长汀首先绘制了创建中央苏区的蓝图，随后又亲手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继井冈山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所建立较早而又比较巩固的又一块在全国有影响的革命根据地。后来，闽西苏区逐渐成为中央苏区的后方基地和东南屏障，它在抵御和牵制福建、广东方向的敌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开展反“围剿”战争以及捍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的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闽西苏区的长汀、宁化是中央主力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
    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史上，闽西对红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红四军于1929年3月在闽西的长汀首次统一着装（4000套），首次发军饷（每人4元），至1929年9月打下上杭城后，红四军已由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时的3600余人扩充到7000余人，壮大了一倍。同时，因为古田会议的召开，使古田成为建军路线的形成地。古田会议成为中国红军完成创建的标志，人民军队正式从这里走来。1930年6月，全国红军统一整编的命令在闽西的长汀传达，随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后改为红一方面军）在长汀县城宣布成立，闽西由此成为全国红军第一次整编的地方。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直属军委领导的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统一指挥机关也是在闽西长汀成立的。
    当年，闽西人民为了保卫翻身解放的革命果实，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和发展红色区域而踊跃参军参战。在扩红运动中，到处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争当红军或父子同当红军的动人情景。上杭才溪乡15～55岁的青壮年男子，有80%以上参加红军。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先后有近10万工农子弟加入红军和赤卫队，先后创建了红九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六个军。闽西成为红军名副其实的故乡，将军的摇篮。
    （三）闽西苏区早期的建政实践为全国苏区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此后在中央苏区政权各项建设事业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政权建设方面，闽西苏区创造了许多的第一。其中，1929年3月在红四军帮助下成立的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在赣南、闽西创建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法》、《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婚姻法》、《劳动法》、《裁判条例》等等法令，都是中共创建苏区中最早制定的较完备的法律，为后来全国苏区政权建设提供了范文，并在民主制度（选举、代表会议、法制建设）和实际工作中，进行了许多的探索与创新，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最先尝试。我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曾对闽西苏区局部执政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闽西苏区在政权建设中体现了执政为民、民主执政的理念，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意见，对当时全国苏维埃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闽西苏区在苏维埃政权各项事业建设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交通事业方面，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地下交通线是在闽西工农通讯社基础上建立，并主要经由闽西苏区而后到达红都瑞金的。红色交通线主要任务是沟通党中央与苏区的联系，传递文件，护送干部和输送苏区急需物资。当时通过红色交通线运送的干部有200多人，包括周恩来、李德等；在金融事业方面，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基础来自闽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培养了一大批银行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为国家银行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在邮政事业方面，苏区赤色邮政起始于闽西；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红军在闽西创办了第一所妇女夜校——新泉妇女夜校，中央苏区正规的红军学校来源于闽西红军学校；闽西苏区印刷业发达，其中《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刊物就是在长汀印刷或创办的；在卫生事业方面，当时中央苏区的卫生人员主要是闽西苏区培养的，苏维埃国家医院是傅连暲将福音医院从长汀迁至瑞金后改建的，等等。
    （四）闽西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上成绩显著，有力地保障中央苏区军需民用的供给。
    在经济上，闽西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当年，汀州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一半，是赣南、闽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这里交通方便（当时有用“上三千、下八百”来形容汀江民船航运的盛况），商店林立（全市有公营、私营企业500多家）、市场繁荣（每天从上杭、瑞金等地来的商贩达七八百人，多的时候达千余人），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在经济建设中，闽西苏区在土地革命和发展农业生产及工业、手工业方面，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闽西苏区还涌现出“中央苏区模范乡”——上杭县才溪乡等先进典型；闽西苏区创造的土改经验推广到全国苏区，直接影响到建国后的土改运动；上杭县才溪乡创造的劳动合作社，是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互助组织，成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早发源地；闽西苏区创办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特别是粮食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后来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此外，在苏区政府与原国民党十九路军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签订抗日反蒋协定以后，闽西苏区加强了商业贸易，采购了大量苏区紧缺的物品，这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当年，闽西苏区人民踊跃支前，单1932年4月红军东路军攻打漳州时，闽西苏区就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担架队，将红军在漳州缴获的所有物资肩挑手抬送回苏区。闽西苏区人民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支援革命战争。当时，中央苏区平均每15个农业人口就要负担一个红军和工作人员的费用开支，此外还要负担庞大的红军战费。尤其是反“围剿”战争最紧张时期，苏区人民除完成应交的土地税、公债款外，还要另外节约大量的粮食，捐助大量的经费给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闽西苏区支援红军共收集的粮食就有12万担之多。如果说，解放战争后期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华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话，那么，长达五年之久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则是闽西、赣南人民用汗水和鲜血支撑的。
    （五）闽西中央苏区铸就了“坚定信念，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闯新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中央苏区精神核心内容。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独辟奚径地开辟了一条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29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尤其是两次入闽，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推动着毛泽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产生了理论上的飞跃。1929年12月，在上杭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建军路线，也提出了在农村环境中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思想。古田会议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阐明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闽西苏维埃政权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使苏维埃的旗帜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使广大民众“如同铁屑之追随于磁石”，凝集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作为工农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民众的权益作为宗旨，苏区干部将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处处关心群众，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这种一心为民的精神，真正体现了人民公仆的风范。
    闽西苏区人民群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焕发出强大的力量，形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当苏区的人民群众深切认识到苏维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便不惜一切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苏维埃连在一起。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表现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源源不断的青壮年踊跃加入到红军的行列，以鲜血和生命保卫苏区。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苏区人民群众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保障前线的一切需要。正是苏区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撑起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几乎倾全国之财力而进行的对决。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虽然时代氛围不同了，物质条件不大一样了，但是苏区精神仍然是我们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注释：

    （1）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