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辉、郭一娜发自北京、东京 “夜里三点半起床，4点出发，再度向密林深处进发。全身上下气虚无力，很难受。水也要喝光了……好想喝水，好想喝水啊。”1942年8月某日，日本陆军军医吉野平一在行军间隙，在日记本上写上上述文字。

    侵华日本士兵写下的战地日记，现在成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那场战争的珍贵史料，但是这些勾勒士兵内心感受的文字，在数十年后的和平年代，也无法令日本学者走出模糊历史观的“密林”。

    自2006年12月启动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目的就是希望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相互理解，但是至今召开四次全体会议以来，双方学者之间难言达成共识。2010年1月中旬，中日双方将分别在北京、东京同日发布研究报告，在同一个历史题目下，由中日学者分别撰写研究论文，共同发表，既“同一段历史，不同的表述”。

    日本媒体公开造谣

    2009年12月24日，日本东京，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就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进行了一次共同阐述。

    在日本记者的提问下，北冈说，双方没有讨论南京大屠杀遇害者人数问题，但是都认定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并且是日本的责任。

    步平接着说，研究题目里之所以没有南京大屠杀，是因为双方确定事件性质就是一次大规模屠杀。南京大屠杀遇害者的人数，不是所谓的“官方”数字，而是根据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来确定。

    北冈补充了一句，这两个数字也没有讨论。

    但是，令步平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看到第二天日本《读卖新闻》时，上述讲话变了味，步平与北冈两人似乎成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手。日方媒体推论说，中方坚持南京大屠杀人数为30万，而日方认为这不可靠。

    “这是（日本媒体）公开造谣。”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回到北京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无奈地说。两国历史学者能够坐下来坦率交流，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利于双方加深理解。但是，学术研究往往受到政治因素、国民情绪的影响，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和敏感起来。

    中日学者交锋很激烈

    其实，多数日本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而知道的少数人也认为中国夸大了遇害者人数，由此怀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这就是一些日本右翼学者的逻辑。”步平说，他们认为30万的数字来源不可靠，由此得出南京大屠杀事件不可信。

    对于这种情况，中方委员之一、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也称：“（日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陶文钊看来，日方学者中倾向以细节否定主流的现象较为普遍，两国学者因此交锋的情况很多：

    围绕东京大审判

    日方学者：东京审判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程序不严谨，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值得怀疑。

    中方学者：东京大审判不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只是对战争做一个清算，对日本军国主义做一个清算，从而让日本得到新生，东京大审判实际上是日本清算自己过去、开创自己未来的重要转折点。

    围绕日本侵华战争

    日方学者：日本当时的对华政策是断续性的，“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等是偶发性的，日本的对华军事行为只是对中国事态的被动反应。比如“九一八”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日本担心自己在东北的权益受到侵犯，所以关东军采取了保护行动。

    中方学者：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殖民朝鲜半岛，直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日本策划的一系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政策下的必然产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是主动进攻的姿态。

    围绕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日方学者：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反日教育。

    中方学者：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对不是反日，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266个，其中跟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仅约60个。“宣扬万里长城有什么反日的？”

    ……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评论说，日方学者总是惯于以细节回避应该承担的道德和责任。不过，邱震海也认为，专注细节、慎下结论是日本民族的特点，也是日本学者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相比而言，中方没有那么严谨，在有关战争的历史交锋中，中方往往拿不出精确的细节、数据和各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