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东北山区中的特产有柚木和宝石，当地人却缺乏销售经验和渠道，只有对鸦片最为熟悉。70年代末缅共开始进行秘密的“特货”贸易时，中央曾做出严格规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组”经营，得钱全部归公，不许向中国贩运，也不准在“解放区”内销。其外销方式是将老百姓种植的大量鸦片提炼成“黄砒”，以秘密渠道向泰缅边境输送。当时缅共只允许加工“黄砒”，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黄砒”体积较之鸦片要小得多，便于运输；二是“黄砒”不能直接吸食，当地老百姓即使得到也没有用，便能达到不毒害解放区人民的目的。

　　缅共中央的这番考虑用心不可谓不苦，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五一小组”将鸦片生意作为中央主要经费来源后，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直接收入私囊。缅共过去的“党内革命”已把知识分子为主体领导的党委、党支部砸烂，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80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赚钱，一些单位由贩黄砒发展为直场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缅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义冲击下完全失效。

　　据知情者透露，至缅共后期，除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归公的经费越来越少，某些领导（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及其亲属）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楼，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生死与共的团结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

　　缅共后期，“人民军”的主力已是彭家声的“果敢指挥部”部队和鲍友祥（佤族）指挥的中部军区。他们长期感到“大缅族主义”压制排挤其他民族干部，对中央严重不满，最后发展到对抗地步。此时，德钦巴登顶主席仍然拘守《毛泽东选集》中的教条，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僵化的传统政治教育已近乎对牛弹琴。在这种党内凝聚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缅共解体已势在必然。

　　缅共镜鉴：如何跳出盛衰周期？

　　1988年，国际大气候发生变化，缅甸奈温军政府下台，苏貌执政后宣布施行多党议会制和对外开放，对国内各派武装也采取“对话沟通”。缅甸新政府同彭家声谈判并承认果敢地区“自治”，彭本人也决定同无法再革命的缅共分家。前些年彭家声接受记者采访还说，自己很珍惜担任缅共人民军副司令员的多年战斗历史，“3?11起事”反抗缅共中央是顺应形势和为当地军民谋福利的不得已之举。

　　1989年3月11日，这一天彭家声宣告归顺政府宣告了缅共中央走向覆亡。面对彭部脱离组织，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认定此举是“反革命叛乱”，却已无力镇压。4月11日，佤族县长赵尼来和鲍友祥也起兵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将德钦巴登顶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礼送出境”。八天后，“815”军区也宣告脱离缅共领导，成立“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德钦巴登顶和政治局其他几名委员又组成临时中央，于6月下旬迁回境内基本由克钦族组成的101军区。该军区过去便对中央若即若离，此时司令员丁英接待也不热情。同年9月，因缅甸政府又同意这里“自治”，丁英最后通知临时中央要其离开，缅共中央失去栖身之地只好解散。德钦巴登顶再次被“礼送”去一个地方，那里既不干涉邻国内政，对昔日的朋友还会养老送终。

　　公正地回顾缅共由建立到覆亡的50年历史，应该承认，缅甸像德钦丹东、德钦巴登顶这样的知识分子，引来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党组织，浴血奋斗多年，还是为着国内人民摆脱贫穷压迫的理想。没想到美好的奋斗理想与可悲的结局，差距竟如此之大。缅共兴起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衰败于极“左”的内部斗争，最终亡于腐败，这种教训在不少落后国家带有规律性，有识者不能不站在时代高度进行深层次反思。

　　一个革命政党，出于对民族、阶级双重压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当初进行的革命势必会出现异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往往是──先由内部狂热的极“左”自残，造成理想破灭，接着又是腐败滋长导致组织崩溃或“易帜”。要跳出这种由盛至衰的周期率，不仅要靠社会结构的改造，更要靠实行民主。当人们站在云南边境，望着对面那片仍然长有罂粟花的土地，有必要对本国发展道路展开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