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7月5日,身着军装、胸前挂满荣誉勋章的毛泽东主席生前警卫——李丙需,顶着烈日端坐在郑州市街头,签名赠红书,忆述主席生前生活工作中的感人事,宣讲爱国主义。
这本书是怎么出版的?他为何要采取这种方式宣讲爱国主义?对话李丙需,聊他对毛主席精神的理解。
问:李先生,您这次在郑州签名赠书,这是第一次这么做吗?
李丙需:不是第一次,好多次了。要说做这个事业已经是十多年了,我是从2000年开始的。
问:2000年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李丙需:第一次的时候,我感到通过这种模式,我把军装穿上,我跟读者面对面交流,我感到很高兴。老同志们是回顾历史,回顾回顾也挺好,年轻人我给他们讲一下历史,对孩子们教育教育。我要放在书店,书店书那么多,孩子们还不一定看到,所以说我走的是自费销书渠道,我的书出来以后没有走新华书店的渠道。
问:您为何要自费出版?
李丙需:因为之前出版很不顺利。第一就说我那个书政治性太强,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就是我自己要出钱,当时我经济条件很困难,就没钱。
他们的优势是出了以后,书能全国发行,可他们的缺点是发行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一般都不再印刷了。我感到我的书有价值,我可以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十年以后这个书仍然是畅销书,这样我就没有同意让它出版发行。
问:后来你是怎么让这本书出版的?
李丙需:我又经过两年时间,我省吃俭用到处筹钱,采取的方法是作者自己出书。我给国家交两万块钱,我给出版社交两万块钱,我把它版权买断了。
问:当时印了多少本?
李丙需:当时我也没有钱,就印了五千本书。这样我把书拿回家以后,我就面对面的跟读者、给学生们做报告,给大家接受签名售书,到学校、到部队去讲。
问:您做报告是怎么联系的?
李丙需:郑州市教育厅教委给我开的介绍信。
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您的?
李丙需:才开始河南省有个“延安精神报告团”,我当时在郑州就已经有点名气了,这是2003年,已经在郑州拼搏了三年以后。他们发现我是个才子,就把我吸收进去了。吸收进去以后,我是“延安精神报告团”的委员,他们委派我去做了好多报告,义务性的。
问:做了那么多场报告,下面的听众有哪些反应?
李丙需:老同志回忆起过去的年代就掉泪,年轻人感到很新奇。有一个青年,他爱国的心情很强烈,讲到这个日本,他看了以后说我也要拿起钢枪,要保卫祖国,要打击日本鬼子。
但有70%的青年,漠不关心,打瞌睡。
问:您有没有问过他们是为什么?
李丙需:他们感到我们都是学专业知识的人,学过去的历史没有用处。讲那个艰苦奋斗,他们更不适应了,他们觉得没用。
问:现在您的三个女儿也是年轻人,您会跟她们说毛主席的事吗?
李丙需:我感染了那么多的青年和社会上的同志,尽管对我的子女们也有感染,但是不大,效果非常不明显。
问:您能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
李丙需:我不能理解,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他们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还对老红军,老八路说三道四。
问:他们这么说您不会觉得特别失望吗?
李丙需:失望,给我造成压力。我苦口婆心、艰苦朴素做了这个贡献,他们还不支持我,还贬低我、反对我、嘲笑我,你说我能接受得了?
问:已经有人这么批评您了,您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李丙需:我感到他们的批评是错的。当今社会更需要对青少年进行这个教育,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问:您指的是毛主席精神的教育吗?
李丙需:对。
问:我看有稿子说,您是有一天突然想要“回归毛主席年代”,是这样的吗?
李丙需:是。但那个说的有点过分,不能按照那个调去定调。
问:您为什么觉得那个说得有点过分?
李丙需:那个,那篇文章就是说我脱离时代。我这人是很忠诚,很老实,很注重历史。但我跟党保持着一致的,跟时下走得很近。我成立书法院,成立“东方红艺术团”,搞文学创作,一直工作得忙忙碌碌的。我也并不是像他说的,我没饭吃,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人混得不怎么样,连饭都没有。我的朋友们,有企业家、中央干部。
问:您1973年被招入中南海?您当时是怎么被选上的?
李丙需:当时是要“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我爷爷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我父亲逃荒要饭,非常典型的穷人,历史上没有一点问题,后来乡里县里有点推荐保送的性质,这个历史机会给我选进去了。
问:您当时在中南海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李丙需:工作内容就是站岗。
问:您当时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李丙需:身形高大,那时候觉得他也不能说是神,反正就觉得他非常的威严,非常的高大,站在自己面前像一座高山那样,自己像个小孩子。向他敬个礼,打个报告“主席你好”握握他的手,心中激动的有很多话想说,就忘记说了。
问:您跟他说过话吗?
李丙需:说过话。他给我的另外一个印象是,那老人真是艰苦奋斗、艰苦朴素。
问:怎么表现的?
李丙需:我亲眼见到主席穿的衣裳,他穿了两件衣裳,其中一件衣裳是59个补丁。
问:后来主席去世,这个消息您当时是怎么听到的?
李丙需:那是我们首长告诉我的。
问:您当时是在做什么?
李丙需:我当时在站岗,我正好为主席站了最后一班岗。当时我感到天都塌了,我们没有家了,没有领头人了,我们的革命前途怎么办,一片茫然了,悲痛的当即就昏倒在地了。
问:您其他的战友他们的反应呢?
李丙需:像我这个情况呢,80%都是这样,我们三天都没有吃饭。
问:您从警卫团离开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李丙需:我也不大,那是26吧。
问:后来您去哪里了?
李丙需:后来我就转业到平顶山了。
问:您在那边主要做什么?
李丙需:我就当地方干部,当过宣传部长、当过科长,当过管委主任。
问:您辞职之前做到哪个级别?
李丙需:工作岗位是在河南地方煤炭局一个科长的位置上。
问:这个工作不好吗,您后来为什么要放弃?
李丙需:我想当作家,想搞红色爱国教育。宣传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宣传毛主席,我就是这个心态。
问:您当时做这个决定时,家里人的态度是什么?
李丙需:家里人都不支持。他们说放着官不当,放着福不享,放着钱不挣,你去做那个无用的工作,那不是神经病嘛,都这样说。曾经还严重到爱人要跟我离婚。那是2000年,最困难的时候,家都不要了,都到那一步了。
问:您有没有尝试去说服他们?
李丙需:我也尽了努力了,家人勉强的默认。
问:为什么家里不能理解?
李丙需:家里经济损失太大。家里经济有困难,爱人有病,孩子们上学。我这样做,学也不好上,病也不好治。
问:当时家里经济这么困难,您爱人又有病。您就不管了吗?
李丙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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