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此后,朱德和贺芝华生有一女,即朱敏,通过照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对母女在外表上十分相像。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据说朱德和贺芝华相识在上海,后一起到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芝华。大概到了苏联之后,两个人有了分歧,据说贺芝华移情别恋,与留苏学生霍家新走到一块去了。霍家新(一说何家兴)也是从西欧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中国青年,而且远较朱德年轻。1926年5月朱德返回上海。
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上海租界被捕——向巡捕房告密的奸细,正是霍家新、贺芝华夫妇。当时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他因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曾几度被罗亦农训斥,乃心怀不满。加之这对夫妇认为革命太苦,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租界当局当即答应。此后,他们先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不久即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我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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