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雪松于1941年12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秘书，差不多同时，她与郑律成结婚。此前，郑律成一度在政治上受到某些人的“怀疑”（怀疑为“特务”）。由于他写了《延安颂》等有影响的歌曲，才保留了党籍。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央批准，丁雪松与郑律成去了朝鲜工作。中朝正式建交后，丁雪松和郑律成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丁雪松加入朝鲜国籍并转为朝鲜劳动党党籍，长期留在朝鲜工作；二是两人分手，从此各奔东西；三是郑律成随丁雪松回中国。后经周恩来批准，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两人相继回到中国。1950年9月初，郑律成不愿在祖国受难的时候离去，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最终他让丁雪松带着7岁的女儿先行回国。1950年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人们纷纷撤离战火笼罩的平壤，郑律成扎上干粮袋，装上火柴和盐，准备背着77岁的老母亲撤离平壤。此时，我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派吉普车把郑律成母子送过了鸭绿江，随后乘火车匆匆赶到北京。郑律成于 1976年病故，丁雪松现已是91岁高龄。

　　【李敦白与魏琳】

　　由李先念、王震介绍，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中共的著名国际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姑娘。他在延安则是和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魏琳结婚。魏琳原名蒋琳琳，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熟悉鲁迅先生《日记》和《书信集》的朋友都会依稀记得一位名叫蒋抑卮的人物，他便是魏琳的祖父，与鲁迅有长达30年的交往情谊。正因为蒋抑卮是鲁迅留日的挚友，于是有人穿凿附会地将魏琳说成是“浙江绍兴东浦人”。其实，蒋抑卮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从蒋抑卮到魏琳，蒋家在杭州已繁衍5代，实为杭州郡望。

　　虽然出身金融巨贾，但由于战争，魏琳的生活依然颠沛流离。1942年她从上海著名的教会中学中西女中毕业考入沪江大学。据魏琳回忆，这时，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模糊的”。1943年那个酷热的夏天，不满20岁的魏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她这样写道：“出于反对日寇占领上海这样一点非常浅薄的爱国想法，更主要的是为了脱离大家庭，逃避现实、追求新鲜，追求所谓的‘不平凡、不空虚’的生活，我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到国民党区去了。”“1943年，我经江西到成都。又于1945年3月到了重庆，上国民党的中央大学。在外文系二年级借读”。在这里，魏琳读了《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一类报刊书籍，对社会发展规律、国民党的统治及解放区的民主生活都有了一些了解，“以后就被吸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1946年2月25日，由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委员会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中共方面急需大批英语翻译人员，周恩来指示：要在半个月内从重庆、成都的大学中挑选100名左右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文水平的大学生，作短期培训后，准备在有美方人员参加的国共整编军队时担任中共方面译员。“因为是要给美国人当翻译，坐的是美国人的飞机。登机前，我们都改了名字。我原名蒋琳琳，改了母亲的姓，叫魏琳。飞机经过北平飞到张家口，聂荣臻同志接见了我们”。魏琳这样回忆道。

　　在张家口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训练班里，学员享受营级干部的生活待遇。训练班学员编成几个小组，自学为主，教员辅导，并请国际友人李敦白、美国记者库莉训练听力，还邀请聂荣臻、罗瑞卿、姚依林、马辉之、杨春圃等领导同志到班上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