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交往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父亲在苏联的事大做文章，他们说母亲是苏修特务。那个时候，有很多干部的外国妻子都因为国籍问题和丈夫离婚，回到自己的国家。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李英男回忆：“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母亲也一起被拉去挂牌陪斗。”李英男说，那一段时期，母亲以惊人的毅力承受着一切，每天都安慰父亲要坚强。“平时热闹的家里变得寂静起来，没有人再敢到我家串门，为了我们不受牵连，父母都让我们住校。”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出车子。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去世前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未写完。”

　　李英男含泪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李莎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材料，没有一字是假话。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李英男、李雅兰出狱，先到“五七”干校接受锻炼，然后陆续回到北京。1975年5月，她们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

　　“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本健康活泼、充满朝气的妈妈，变成了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时她刚过60岁，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穿一身黑色衣裤，几乎分不清男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李英男只能默默地流泪，沉默不语。

　　几天后，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做声。”

　　为父母申冤平反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李英男找到了李立三的朋友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建议李英男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李英男来到位于西单的中组部所在地。在传达室，她鼓起勇气说：“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李英男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她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父亲的名字了。李英男向中组部相关部门详细叙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

　　1978年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做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许多朋友都闻讯赶来探望她。

　　在李莎和女儿们的努力下，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李莎及其子女。“那一天正好是母亲66岁的生日。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和谐的国际大家庭

　　李立三平反后，一些报刊先后发表了回忆他的文章，李立三的子女也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

　　李英男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父亲李立三一生共有过四次婚姻，他的屡次婚变与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革命家动荡不安的生活相关。第一次婚姻是李立三的父亲亲手包办的，妻子林杏仙为他生下了儿子李人纪，不久便患风瘫去世。第二位妻子叫李一纯，两人共同生活5年后，李一纯离开了李立三，他们生有一子李人俊。李立三的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她和李立三生了3个女儿：李竞，李力和谢志佩。李莎是他的第四位妻子。

　　现在，96岁的李莎住在国家分配的专家楼里，李英男每周都会带着子女去看望母亲。“母亲很健康，她每天都在看书看报，还一心一意地写有关父亲的回忆录，这本书倾注了母亲对父亲的所有思念，马上就要出版了。”

　　“建国初期，除了三姐谢志佩，其他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都来到父亲身边，他们都管我妈妈叫李莎妈妈，妈妈待他们非常好。”李立三生前很注重子女的学习，他把两个儿子送到外国语学校读书，大女儿、二女儿也被送到大连学习。“我和妹妹从小就在苏联大使馆办的学校学习俄语。我们家里经常用俄语交流，收藏了许多俄文书，说我们家是‘俄语教研室’一点也不夸张。”

　　1974年，李英男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任教，妹妹李雅兰也成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名俄文教师。现在，姐妹俩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而且她们的丈夫都是俄罗斯人。李英男笑着说：“我们家一切都是中西合璧的，装修是欧式的，家具是中式的，墙上挂的有油画，也有书法。”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一家人其乐融融。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会活动，先后担任1922年“安源大罢工”总指挥，1925年“五卅运动”总指挥。1927年任中共中央常委，1928年“六大”后成为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离世，终年68岁。1979年底，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