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月下旬，战争的局势越来越坏，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红都瑞金。军民们目睹种种迹象，意识到红军恐怕有撤走的大行动。

　　没过几天，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讯息。董必武赶紧去打听，原来中央局组织部有规定，确需随队伍转移的女同志，必须经过体检，由医院出具证明。

　　希望妻子能够同自己一起走的董必武，带着陈碧英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她不但体重相差了一两斤，健康方面也有问题，医院的证明如实写上了这两条。

　　陈碧英顿时如同掉进冰窖里，身上一片冰凉。禁不住泪水长流。董必武的心情也非常沉重，组织上是这样规定的，碧英的身体又不符合条件，只有服从组织的决定了。他抑制住内心的痛苦，耐心地劝导妻子：“我们分开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

　　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与妻子的这一分手，成为了他们永不聚首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了陈碧英的音讯。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对夫人和周围的同志怀着深情讲道：“碧英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的民政和文物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其实，这时的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

　　陈碧英自从1934年10月中旬，与董必武分别后，从原路返回到瑞金。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她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敌人对红色区域实行疯狂的烧杀掠抢，着重摧毁共产党的党政组织，白色恐怖布满城乡。陈碧英在兴梅山苦寻了十几天，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的她，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找到了年迈的母亲。在母亲身边起初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共产党的红军，找董必武。可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地变淡了。母亲害怕会有人把陈碧英给认出来，那是非杀头不可的。老人的担心与日俱增，多次拉着女儿的手说：“碧英啊，那个董必武走了大半年，他的情况怎样很难说，你才二十五六岁年纪，再找个人过吧。”陈碧英听了怎么也不肯，急得母亲几次跪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着，碧英仍是死活不依。老人依旧害怕有人认出女儿的身份，几个月后把陈碧英带到梅岭山一个叫牛角坳的小山村住下来，过着耕种糊口的清苦生活。

　　三年过去，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村上有个年及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在村人的撮合下，陈碧英与严修道成婚。

　　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在那个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山区小村，生活了十五个春秋的陈碧英，于建国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

　　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不到两个月后悄然去世。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

　　之六：周月林与梁柏台

　　还有人因为随丈夫留下来，其后遭受到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县，1906年出生在上海，1922年被党组织派在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第三年，周月林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梁柏台结为伉俪。1931年9月，夫妻俩奉命回国，来到中央苏区首府所在地瑞金。年底，梁柏台委任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任司法部长。中央苏区烽火连天的战斗生活，也把周月林锻炼得更加成熟了。1932年，她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妇女部长。

　　1934年2月，周月林和梁柏台这对“夫妻部长”，同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还与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是主席团中惟一的女性。

　　1934年10月初，中革军委在获知蒋介石于庐山制定了50万大军四面合击的“铁桶计划”后，决定及早跳出敌人的重围。梁柏台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丈夫留了下来。

　　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50万人马的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占据了各个城镇和所有的交通要道，实行残酷至极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在于都县西南部与瑞金交界的百里不到的山区中，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1935年2月上旬，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考虑到了几个“特殊”人物的安危，首先是瞿秋白患肺病已久，近来病情有所恶化，需要从速离开苏区转往香港治疗；另一位是何叔衡，年及六旬，身板不是那么硬朗，应该从速转移出去。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同行的还有，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考虑到周月林从小在上海长大，熟悉地下工作，也一道前去香港。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预定中的第一个目的地——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距水口镇10里的梅坑时，被敌人发现包围。继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之后，瞿秋白与周月林、张亮同时被俘，被押到水田镇，几天后又解到上杭县国民党保安团第十四团团部。

　　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当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妻子将要分娩，周便被保释出去当护理产妇。

　　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就在4月20日左右，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不几天转押到龙岩，关在日夜有兵看守的小号房里。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猝然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了。

　　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

　　出狱的周月林决定先到浙江新昌去。到了新昌，家乡的人也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周月林想不到的是，梁柏台在1935年3月4日的突围战斗中，因左臂被子弹打断而藏身草丛，后被敌人警犬发现落入敌手。敌人在知悉了他的重要身份后，将这个红色司法的开拓者杀害。

　　周月林又从新昌来到上海，期待能在上海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成了离条之枝，脱线之珠。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

　　解放之后，周月林从报纸上看到担任新中国、上海市要职的领导人当中，老上级、老战友的名字频频可见，很想去找他们。可是她想到自己离开党组织、离开革命队伍11年了，这11年来的苦难经历，怎能说得清楚？有谁来为自己作证？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她没有去找当年的上级陈毅、自己的战友邓颖超、李坚贞等人。她所在的街道成立居委会时，因她平时热心待人和对街道纠纷的公正调解，被选为居委会干部。

　　周月林过着平凡生活之际，命运在她意想不到的时候洞开了厄难临头的大门，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将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罪名是“出卖瞿秋白。”

　　在山西省的一个劳改农场，周月林一服刑就是20多年。1979年8月，周月林在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并不抱以很大希望的申诉。

　　毕竟涉及到出卖瞿秋白这样的重大事件，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足以推翻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以上新发现的资料极为重视，予以严肃复查。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1980年3月，山西省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平反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当时，组织上要给她定14级级别，她坚持要了更低的17级。

　　1983年10月15日，周月林在新昌人民的热烈欢迎下，踏上丈夫梁柏台的家乡那块使她情思难断的土地。

　　之七：池煜华与李才莲

　　曾有一个倚门望夫，守望了70年的红军妻子，名叫池煜华。

　　作为童养媳抱养了10年的兴国姑娘池煜华，于1929年的大年初二，与此时担任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的19岁的李才莲圆了房。

　　春天过去，夏天又临。1930年6月，李才莲奉命调任中共赣南行委任青年部长。行委机关这段时间设在信丰县，李才莲打算回家一趟，把妻子接到那里去一道工作。

　　可是，已在苏维埃政权当了“大官”的儿子，在家里还得听父母的。李良淮听儿子讲了回家的目的，心里老大的不愿意，板着一张脸，当着儿媳的面说道：“不管你革命不革命，煜华是不能走的，家里老的小的要吃饭，田地里的活，菜园上的劳作，没个人手还行？你成天在外革命，革回了多少钱？”

　　池煜华倚立在厨房的门框边，目送着丈夫从出山的小路上渐渐地消失了背影。

　　留在家里操持家务的池煜华对于革命有着这样的理解：才莲在外头闹革命，自己留下来当家理事，也是在帮助丈夫。

　　然而时间久了，对丈夫的牵挂和思念也越来越浓重。得知李才莲已由广昌少共县委书记调任江西省委儿童局书记，随省委机关迁到宁都县七里坪。不久，他又升任为少共江西省委书记，还当选为少共苏区中央委员。

　　1933年的6月初，池煜华与别人搭伴步行了五六天，来到宁都的七里坪，找到了江西省委机关和苏区中央机关。

　　在七里坪的日子里，池煜华有幸见到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尤其使池煜华感到可亲可敬的是李富春的妻子——省委组织部长蔡畅。蔡大姐常来看她。

　　来时难，回去也难。头天晚上，夫妻俩说了大半夜的话。快要天亮，为了不惊动别的人，池煜华与李才莲起得很早，轻轻地拨开房东家的门闩，一前一后出了屋门。李才莲语气深沉地对她说：“你记住，等着我，10年、20年……革命成功后我一定来接你，就再不让你走了！”

　　李才莲是1934年10月上旬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并担任中央分局委员，成为中央分局最年轻的成员。1935年2月，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国民党军队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军独立二十四师，层层包围在于都县的禾丰山区。

　　李才莲率领红军独立第七团，准备经会昌冲过敌人的封锁线至汀瑞边界，再转至闽赣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的4月，独立七团转战到达瑞金的铜钵山，与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所率的游击队会合。不久，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两个团将铜钵山围住，每天出动兵力进行“清剿，”逐渐占据红军、游击队据守的阵地。在敌军最后攻夺红军的主阵地时，红军游击队的子弹越打越少，伤亡极大。李才莲指挥战士们没有子弹就用石头砸，与冲上前的敌军作殊死拼斗。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搏战中，李才莲与绝大多数战士壮烈捐躯，血洒战场。

　　当年血战于铜钵山的红军游击队战士无一所剩，很少人知晓李才莲是怎样牺牲的。李才莲哪里去了？成为中共党史50多年来的一个谜案。

　　建国之后，一些当年与李才莲在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如张爱萍、陈丕显、胡耀邦等人，重视对李才莲下落的探寻，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成立了寻找李才莲下落的专门工作小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时，将李才莲列为需要重点寻找的党史人物。经过有关部门的多方查找，1986年，李才莲被确定牺牲于瑞金铜钵山。

　　然而，这一切池煜华并不知道。她只记得自从1933年6月在宁都的七里坪，与丈夫离别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其后事情发生了那么大那么多的变化，池煜华也是无从了解。1949年9月，兴国县城解放，在好不容易捱过来的十几年中，池煜华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一场席卷很多地方的瘟疫中，教富村的李家连着死了5个人。池煜华替李才莲当了公公的孝子，一年半后又把后母安葬在家乡的后山上。最让她痛心的是，她与李才莲当年在七里坪结下的爱情结晶——惟一的女儿也在快5岁时因病夭折。从此，池煜华独自踏上了漫长的人生苦旅。

　　从1950年起，池煜华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打听丈夫李才莲的下落，因为她不相信丈夫离开了人世。她曾经给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也给蔡畅写过。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李才莲留下在中央苏区的情况。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池煜华都站在大门的门槛上，手扶门框，向着对面的小路凝望着。眼里满是期盼的神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条早先厚实的杉木门坎中间，竟被她踩得快要凹没了！

　　除了上山或下田劳作，无论晴日、雨天，池煜华只要在家，就拿着针线，倚着门槛翘首张望，一望就是70年！在这逝去的70年之间，先后有20多个男人向她求婚，或提出上她家当“回门郎”，都被她回绝了：“我有老公，怎么又恋郎？才莲会回来的呀！”茶园乡和整个兴国县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有个叫池煜华的女人，还在等待几十年杳无音讯的红军丈夫，一直等了70年，从俊媳妇等成了白发老太婆，等得痴心入迷了。

　　怀着对丈夫如痴如醉的思念，守望着神圣的精神殿堂，70年来一直倚门望夫的红军妻子池煜华，于2003年无病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