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有一些红军干部、党政领导人的妻子，因为体质差或正在怀孕、哺乳，或因为不受当时左倾领导者待见等等原因，被指定不能随军征战，忍痛与丈夫分离。这些被留下来的女人们，由于艰险斗争下的环境变化，最终几乎全部与丈夫劳燕分飞，不再聚首。她们有的在战斗中英勇捐躯或被敌人杀害；有的跟随红军游击队顽强不屈地坚持斗争；还有的遭遇到极为悲惨的苦难命运；也有人怀着对丈夫的不尽思念，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长时间地守望下去……本文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些女人。

　　之一：郭香玉与谢觉哉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是1934年7月中旬才于瑞金沙洲坝结婚的。对于沉浸在幸福中的人来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自从结婚以后的日子里，郭香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丈夫亲切诚挚的关爱。她小时候裹过脚，跟别的女人相比，走路走不快，跑步跑不动，一双“三寸金莲”忸怩作步，让她觉得羞愧死了。而谢觉哉总是“嘿嘿”地笑着说：“香玉啊，不要为一双小脚而难过，那是旧世道给你留下的纪念，要是在过去，你的一双‘三寸金莲’可吃香呢。”每天早晚的洗脸、洗脚，都是谢觉哉从外面提水回来，再给打好端到妻子的面前。郭香玉多次感动得泪盈眼眶，地说：“哪有老公打水给老婆的？”谢觉哉却乐呵呵地笑了：“你这是老皇历，可以改变嘛。我讲过的，夫妻之间谁的‘能耐’大，就照顾哪个。”让郭香玉无比感动的是，谢觉哉竞然教会了妻子骑马。在这之前，这个出身乡村的小脚女人，不用说敢于骑在马背上，就是走到马的跟前也感到害怕。谢觉哉对她说：“香玉，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你无论如何要学会骑马！不然，以后行动起来就太困难了！”

　　“像我这个样子，骑得了马吗？”郭香玉难过得快要哭了。

　　“有什么骑不得？事在人为。”丈夫安慰着妻子，又针对性地指出：“首先是你的思想上信心不足，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树立我一定能行的信心！”

　　感于丈夫的一片热忱，妻子含泪答应了。谢觉哉为了让妻子学会骑马，的确费了一番心机和精力。先从机关运输队借来一头驴子，让郭香玉从骑驴开始，然后又借来一匹个头较小又温顺的马，将妻子扶上去，亲自牵着缰绳，让马一步一步地走。看到丈夫如此的热心与真情，郭香玉怀着“跌死算了”的信念，一次次地骑练着。半个多月过去，郭香玉的胆子练得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郭香玉骑上一匹马到了距离10华里的瑞金县城一次。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她进到房间，一头倒在谢觉哉怀里，激动得哭出了声音：“我现在可以骑马了！”

　　“这就好！这就好，以后行动方便多了。”丈夫也为妻子学会了骑马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高兴。

　　作为中央局秘书处的机要工作人员，郭香玉对于苏区的军事大局还是有所了解的。她心里一直积压着的那种沉甸甸的预感，终于在事实面前得到了证实：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决定了红军必须放弃根据地，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

　　特定的战争环境，决定着女同志随军出征是有条件的。让郭香玉无比震惊的是，由于她是小脚，连体检也不用，就被确定在中央组织局的留守人员名单内。尽管她是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妻子，但谁也无法逾越规定的条件。谢觉哉在获悉妻子被留下，心里非常地难过。然而，他明了一个小脚女人虽然学会了骑马，可仍然无法跟随长距离突围征战。因此只能感到无可奈何，接连几天晚上，谢觉哉睡不安宁，只有一次次地劝慰着妻子。战争的无情像刀子一样切划着他的心，使他半夜里常常坐起来，心情痛苦地长吁短叹……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在山区游击了1个多月。随着敌军划分区域对红军游击队的频频抄剿，郭香玉所在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少。开初的十几天，她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被丢失了，只有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的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敌人将她解押到汀州，关押了一段时日，终于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顿时大为重视。因为敌人知道，作为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与红军情报，只要能了解到其中一项，就能向上峰报功请赏。敌人将郭香玉从临时牢房里提出来，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她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红军机密。郭香玉总是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敌人沉不住气，改以对她用刑，以皮带和荆条抽打得郭香玉浑身是血，又捆起来丢进牛栏里。任凭敌人怎样的摧残，她就是拒不回答。凶残的敌人恼火了，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将郭香玉“倒栽葱”竖在洞里，威逼她招供一条红军机密就放人。这个身体孱弱却革命意志无比刚强的女战士，硬是坚意如铁，不为所惧。敌人威逼了一番不起作用，气得往深坑里填土，将郭香玉只露出一双小脚给活埋了……

　　谢觉哉随红军历尽万千的艰险到达了陕北。将近两年后在延安，他得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英勇地殉难于汀州，遥望南方，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全词如下：

　　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

　　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

　　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之二：唐义贞与陆定一

　　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对女性的伤害是最直接的。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一在获悉了中革军委有关部门的决定后，心中万分地痛苦，并后悔不该在这种时候让爱妻怀上了小孩。对于陆定一来说，唐义贞是他政治生命中一块奇遇的沙漠绿洲，没有这个结缘于莫斯科的妻子，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关心，他很难摆脱突遭政治厄运的心灵折磨。

　　193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就不久前团中央机关在上海被敌人破坏过一次的事件，作出决议：“……在这次事件中，陆定一知道党的机关不去通知，致使三个苏区代表失踪，而他从机关离开时并不将党的文件拿走，只拿走私人的物件，完全暴露了他的张皇失措。党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他进行审查……”两个月后已经辗转来到中央苏区的陆定一，进入汀州就被当成坏分子受到监视和苦工改造。唐义贞在得悉这一情况后，在瑞金请了一个农村妇女作伴，晓行夜宿，翻山越岭走了三天，到汀州又费了不少周折，总算在劳工营见到陆定一。之后，在胜利县“中央卫生材料厂”担任厂长的唐义贞，又多次以妻子的身份，来到汀州劳工营，给丈夫带来了心情上的劝慰，用妻子的柔情温暖着丈夫饱受痛楚的心……1933年5月，三名赴上海向团中央报告工作的苏区代表，经过半年的辗转，先后回到了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他们报告了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的真实情况，证明陆定一的表现是坚定勇敢的，不存在任何畏缩的情况。陆定一的冤情终于得到洗刷，回到党的怀抱，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无比感激妻子在自己最困难的时期给予的鼓励的关心，也正是这种忠贞的爱情，才使他树立了信心，走过了痛苦的沼泽地。

　　不管陆定一的心情是如何的痛楚不舍，但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挺着大肚子的唐义贞还是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从赣南突围西征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生下了一名男婴，按照丈夫在瑞金分别时的商议，取名为陆小定。

　　圭田山区只有方圆一二十里的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红军游击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风声越来越紧了。而且，200多人的军政人员挤在比群众人数还要多的大山里，粮食日见紧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在这样的情形下喂养一个婴孩，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唐义贞自己吃的是稀粥，奶水不足，只有用米汤煮上红薯，熬得稠稠的喂给婴儿吃。比奶水不足更为揪心的是，唐义贞心里想到：部队过不了多久就要撤出圭田，自己带上嗷嗷待哺的小定，能够跟上一日几移的游击行动吗？在经过不知道多少次考虑之后，唐义贞决定将婴儿送给群众抚养。在圭田党支部负责人的动员下，贫苦农民范其标夫妇从唐义贞手上接过了尚未满月的婴孩。唐义贞噙着热泪向范其标夫妇躬身鞠礼。

　　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的跟踪追击，队伍时常被打散，剩余的人员越来越少。1935年1月底，仅随7个游击队员摆脱追敌的唐义贞，来到长汀的下赖村。他们进村不到1个钟头，村庄就被敌军围住，搜查中唐义贞被敌人抓获。敌兵们一看唐义贞的穿着和相貌特征，就知道她是红军人员，欲对她上绑。唐义贞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想到敌人如果按照地点前去围捕，又有一些同志将落入敌手。于是掏出纸条放在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她的这一动作被一个敌兵发觉，立刻叫喊起来。敌军连长不知道唐义贞吞下了什么红军机密，大叫着要她招供出来。任凭敌兵们怎样用柴棍、皮带抽打，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情况报告到刚刚赶来的敌团长那里，团长传下命令：赶紧实行剖腹强取！

　　一群丧心病狂者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唐义贞宁愿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剖腹而死，也不暴露红军游击队的机密。这位曾经闻名中央苏区的“巾帼三杰”之一的女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苏维埃事业的无限忠诚！

　　建国以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由范其标抚养的儿子陆小定。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之三：范乐春与林伯渠

　　丈夫征战已远去，妻子留守仍战斗。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

　　那几天，范乐春的心情特别难受，很想把小孩托付给别人随部队出发，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托付对象。林伯渠虽然也很难过，还得一次次地安慰妻子：“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太难过了，相信总有一天能够重逢。”妻子明白那是丈夫对自己的安慰，夫妻间的分离将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想到这些年来与林伯渠的恩爱之情，现在一旦互相离别，范乐春心里确实割舍不下。然而，这个意志坚强的中年女性，投身革命斗争已有八年之久，历经了许多的风雨，懂得在人生和革命过程中，存在着一道道需要勇敢跨越的坎坷，必须面对现实，正视困难。想到这些，她对丈夫说道：“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这次突围征战的路途艰险长远，千万要保重，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古木督村，委托给堂兄嫂范美容、郭发仔夫妇抚养。接着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到了四都后，省委决定范乐春随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去杭、永、岩三县指导地方工作。张鼎丞从省军区军械所要了十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游击小队，离开四都赴往上杭。

　　在临时编成的游击队当中，范乐春是唯一的女性。虽然她的职务曾经是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部长、中央政府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但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主动地担负一些不属于她做的工作：每到一地，去向群众了解行军路线或找向导；发动村里的妇女连夜给战士们打草鞋、缝制绑带和腰巾；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干部和战士交谈做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游击队进入永定县的月流村后，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合在一起，党内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范乐春与方方、罗忠毅、吴胜等13人为委员。

　　1935年3月底，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长陈潭秋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部队到达永定仙师乡，在大阜村遭到国民党第十师五十二团与反动民团的围击，突围中担任掩护任务的警卫班14个战士全部牺牲，陈潭秋从崖壁上往山下跳去。战斗结束的当天上半夜，范乐春听说陈潭秋跳崖殉命，带上10余人打着火把赶到战斗地点，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昏迷不醒的陈潭秋，用担架抬到严坑，请草药医生救醒过来。随即又转到西溪赤寨村治疗，使陈潭秋转危为安。

　　同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可以说是人熟地熟，因而许多工作确实够得上这位妇女部长忙碌了。她带着群众和战士们在山里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顿下来，还为游击队筹集后勤供应。群众见范乐春回来打游击了，都很高兴，只要一号召，群众群起响应，帮助红军游击队解决困难。范乐春不顾个人的安危，来到赤寨、光坑、芹菜洋等一带乡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与群众一起研究对付敌军搜剿的策略，还有如何打破敌军“计口购盐、购粮”的封锁政策。

　　在三年多闽西游击战争的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据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年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回忆，“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

    之四：贺怡与毛泽覃

　　
建国初贺子珍和贺怡的合影。（来源：文汇报）

　　在得知丈夫业已牺牲，再也见不到牵挂在心的亲人之后，将对丈夫的怀念和对敌人的仇恨，融进全部的感情当中，更加刻苦扎实地工作，是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的又一鲜明特征。

　　贺怡与丈夫毛泽覃同时被留在中央苏区，有着不说也明的微妙原因：毛泽东之弟毛泽覃，是一向被“左”倾领导者看不惯的“毛派人物，”掌握着谁走谁留的当权者，从宗派主义出发，留下了一些不想带走或难以带走的人。毛泽覃夫妻就是属于前者的人物。

　　留下来的毛泽覃担任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3月，敌毛炳文第二十四师开入闽西展开“清剿”，红军独立师被打散过几次。毛泽覃率领200余人转移到瑞金南面的黄鳝口山区，有个熬不住艰苦与危难的叛徒出山向敌人告密，第二十四军一个团前往抄剿。毛泽覃坚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英勇捐躯于山林当中。

　　毛泽覃壮烈战死是1935年4月26日，事后两个多月，贺怡才从报纸上看到报道，顿时被巨大的噩耗震惊得晕眩过去。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把贺怡击倒，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隐身敌穴坚持斗争的问题上，只是每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心绪难平地缅怀再也不能相见的丈夫，还有远在川黔随军征战的姐姐贺子珍、姐夫毛泽东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友。近几个月来，贺怡偕同母亲温吐秀、父亲贺焕文由地下党组织安排，乘船进入赣州城在水西的石人前村安顿下来。地下党的同志考虑到：赣州是赣南反动势力的大本营，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就让贺怡父女三人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数月过去，贺怡一家在石人前村开始习惯了，正要着手在附近村庄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之际，发生了与贺怡有联系的地下党员何三苟被敌人捕去的变故。为慎重起见，地下党负责人，中华全国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决定贺怡父女搬到距赣州城30里的赣县陈坑。他告诉贺怡：“那儿只有十几户人家，我有个堂嫂的娘家在那里。”

　　一天深夜，贺怡父女由地下党员何光桂、黄耀亮、胡由先三人护送，离开陈坑来到三保经堂。地下党已通过关系与住堂的罗斋公联系安妥。罗斋公见了贺怡，看到对方举止不凡，礼数周全，言谈中对经卷功课甚为谙熟，连称“善哉，善哉！”

　　贺怡同父母当上了尼姑、道士。她心里非常明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危难中，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将是“留得青山在”的好选择。但贺怡没有忘记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他与王贤选、何三苟等人以很大精力放在发展党的组织上，半年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王贤选的母舅、担任联保主任的胡叙伦，经过考察、培养、被吸收收到党内。常在三保经堂门口摆茶摊的李声洪，经贺怡的启发教育，成为了党员，担任秘密交通员。到1937年5月，贺怡与王贤选等人在岗边排、佛岭背、刘家坊、龙庄上等地，建立了9个党的地下支部。还通过胡叔伦安排了一些党员当上保长、甲长，使之发挥“白皮红心”的作用。

　　1937年8月，陈毅代表南方红军游击队赴赣州与第四专署和国民党驻军四十六师，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贺怡得知消息，由王贤选陪同走进了陈毅的住处。当人们知道这个吃斋的道姑竟是当局通缉多年的共产党员、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无不大为惊讶。第四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珩保、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等人，听说贺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隐身三年，不能不感到脸上隐隐发烧。贺怡结束了三年隐身敌穴的艰难生活，赴吉安出任新四军通讯处统战部长。

    之五：陈碧英与董必武

　　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一年四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互为依倚，感情笃深。知道陈的文化水平很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教她认字，每晚认三五个生字，认熟再写。这种日积月累的补习，使陈碧英的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1934年7月，中央的部门机关开始从瑞金的叶坪、沙洲坝等地，迁往西边的山区，董必武夫妻随机关搬到了云石山的梅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