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已经写入历史的举世闻名的长征；从长征路上走过的人也不会忘记“爬雪山、过草地”那艰苦卓绝的经历。

　　王泉媛，这个名字被很多人遗忘了。难怪，她没有显赫的头衔，没有荣誉的花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周围人看到的是现在的她：一个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和善、慈祥、儿孙绕膝、安度晚年的老人。其实，人们不应该忘记她，她生命里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她曾和邓颖超、曾志、蔡畅、金维映一起走过长征路，她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她曾是王首道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失散，60年后再重逢；

　　她曾是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一位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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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一生写满传奇。

　　暴动，走进革命队伍

　　1913年，王泉媛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她姓欧阳，名泉媛。11岁那年，生活所迫，欧阳泉媛被送到村里一户姓王的人家当了童养媳，妻从夫姓，从此改名王泉媛。

　　16岁那年，家乡敖城骤然刮起了一场革命风暴，一夜之间，城里来了一群带枪的人。经过战乱之苦的人们一阵惶恐之后，惊奇地发现这群带枪的人专打土豪劣绅，开仓放粮，杀富济贫。他们是什么队伍？为什么替咱们穷人出气撑腰？站在群众的游行队伍里，王泉媛第一次听到关于革命的宣传：

　　“敖城暴动了！穷人翻身了！”

　　“我们是毛委员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王泉媛似懂非懂，可她却真切地看到了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被打倒，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她相信这支队伍，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名参加红军。

　　1934年，经尹仁贵介绍，21岁的王泉媛站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入党。当年，她被调到县里任妇女部长，次年，调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工作。

　　1934年元旦甫过，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结束后，王泉媛接到通知，调她到马列主义党校高级班学习。接到入学通知，她既激动又懊丧。上学，这是穷人家的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梦想成真了。自己是个睁眼瞎子，一个大字不识，怎么上学？带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她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前来迎接她的是董必武校长。令她尴尬和不安的是，在新生报名处，她竟然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董校长问。

　　“王泉媛。”

　　董校长写了“王泉媛”三个大字送到她面前，亲切地对她说：“这就是你的名字，一定要记住！”王泉媛十分虔诚地接过从没见过的那个陌生符号时，心里格外激动。这就是自己吗？21年了，居然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是属于那个封建时代的悲哀。

　　如今，自己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不但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而且和男人一样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

　　“王泉媛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光有革命的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知识。你们是马列主义党校的第一批学员，不但要学军事、学理论还要学文化。”董必武校长是她参加革命后第一个启蒙老师，董老当年的教诲她至今铭记在心。

　　第一次军事考核，军事动作没说的，王泉媛得了个满分，文化考核，她几乎是交了一张“白卷”。在考核成绩公布栏里，她的名字后面竟然被人恶作剧画了一个“乌龟”。王泉媛恨自己不争气，拖了学员队集体的后腿，又很羞愧，压了半天床板。

　　“王泉媛同志，你为什么今天不到课？”董校长来到她身边关切地问。

　　“我……”王泉媛羞于直言回答。

　　“文化基础差，这不是你的错，可你要打退堂鼓，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怎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从今天开始，我给你布置一个特殊任务，每天认两个字，坚持下来，一年就可以读书看报了。”

　　王泉媛本来就聪慧，又勤学好问，毕业时，《苏维埃政府建设》一书她能全文背诵，在一百多名女学员中她出人意料地考了一个“女状元”。

　　插上知识的羽翼，王泉媛开始展翅高飞了。

　　出发，从瑞金踏上长征路

　　马列党校毕业后，王泉媛进入少工中央任青妇干事，并出色完成中央扩大红军队伍的“扩红”部署，紧接着一纸调令又回到瑞金。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两万五千里长征由此拉开序幕。王泉媛被分到妇女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

　　长征，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它是何等的艰辛！

　　上有飞机，下有大炮；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白天打仗，晚上行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有人倒下了，擦干烈士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行。

　　一天晚上，部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担架队一名轿夫的腿被打伤，王泉媛给他包扎后，接过他身上的担架，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前行。

　　又是一夜的急行军，天亮之际，王泉媛发现自己带领的担架队在大山里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人非钢铁之躯，对于身体瘦弱、体重不到90斤的王泉媛来说，三天三夜粒米未进，零负担走路已经是体力不支了，更何况肩上还有一百多斤重的担架。

　　一天，他们刚放下担架休息，一伙土匪举着马刀冲了上来，王泉媛第一次遭遇土匪，她镇定自若地拔出手枪，朝疯狂扑来的土匪射击，土匪吓跑了，王泉媛抬起担架，一口气走了三十多公里。

　　山高、涧深、林密，现在身处何方，队伍在哪里？继续往前走，不明方向；停下来，弹尽粮绝，无异于等死。就在这无助的当口，山谷里传来敌机的轰炸声。

　　王泉媛突然看到了希望之光，对身边的一位担架队员说：“加把劲儿，朝敌人扔炸弹的方向走，那里一定有我们的队伍！”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在担架队员们冒死冲向炮火硝烟的战场时，走在她身后的一位担架队员发出一声惊呼“泉媛姐，血……你负伤了，你身上在流血！”王泉媛知道自己的“伤”在哪里，是来了例假。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她没有放下肩上的担架，一任鲜血顺着裤管流淌。

　　人有钢铁之志，却是血肉之躯，筋疲力尽的王泉媛终于支撑不住了，晕倒在地。

　　天无绝人之路，当王泉媛从昏厥中清醒过来，她看到远方有一个白点在时隐时现地晃动，继而，那白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她看清了，那是一匹白马，马背上有一名骑士，这突然到来的白光是福星还是灾星，王泉媛不得而知。她命令担架队迅速隐蔽起来，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这匹白马和骑士的到来。在白马从身边疾驶而过的瞬间，王泉媛才看清是政委何长工。何政委见妇女工作团的部分同志掉了队，是来寻找和带领她们赶队的。看到何政委，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得以重逢，王泉媛激动得大哭起来。

　　在何政委的带领下，王泉媛和她的担架队翻过一座大山，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和失散的妇女工作团。

　　毛主席看到气喘吁吁的王泉媛从山上下来，惊讶地问：“小鬼，你们怎么掉队了？”何长工政委向主席报告了她们掉队的原因和她们掉队后经历的磨难，主席赞许说：“小鬼，你们辛苦了！来，把身上的东西放在我的马上。”早在中央苏区就与毛主席熟悉的王泉媛毫不客气，把三名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取下来，放到主席的坐骑上，这时她发现，主席的坐骑上一共有11支长枪。

　　1935年新年的钟声迎接红军来到边陲古城遵义。天也新，地也新，处处一片新面貌。党中央作出部署，在积极筹备“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做群众工作，负责人为王首道，王泉媛也被临时抽调上来。

　　地方工作团虽然是临时组织，可这里的大部分成员王泉媛并不陌生，一起共事的蔡畅和金维映，既是大姐又是校友，大家能调到一起工作，真的是缘分。

　　一天晚上，被王泉媛唤作阿金姐的金维映突然来到王泉媛的住处，随同一起来的是蔡畅大姐。“泉妹子，这些天看你眼睛红红的，好像是有心事，能说给我们听听吗？”两位大姐说明来意。

　　王泉媛给两位大姐讲了自己苦难的身世，童养媳的生涯，丈夫暴病死亡的不幸，无家可归的后顾之忧，话到伤心处，两位大姐陪她一起流泪。

　　“泉妹子，你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一定要振作起来。你的婚姻是封建制度给你的枷锁，丈夫死了，这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选择的权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蔡畅大姐语重心长地开导她。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阿金姐故意卖了一个关子，没有立马揭穿谜底。

　　“阿金，你别再摆迷魂阵了，我替她说吧。这个人就是王首道。”蔡大姐揭穿了谜底。

　　“过去，我们不了解你的身世，也不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对你关心不够。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就给你做主了。”

　　两位大姐是认真的，可王泉媛却毫无思想准备。

　　在部队离开遵义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紧急通知”，到顶头上司王首道的住地开会，没想到，这次会议的主题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

　　会议由蔡大姐和金大姐主持。“今天的会不讨论工作大事，只研究你们俩的个人大事，我们事先已经征求过你们的意见，不反对就是同意。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没有时间享受花前月下的浪漫爱情，可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也需要爱情……我俩商量过，原想给你们择个良辰吉日，好好庆贺一番，可环境和条件不允许，只能选择今天，因为明天部队就要出发。你们就珍惜这不可错过又不可多得的幸福时光吧。”

　　简单的“会议”结束了，两位大姐走了，王泉媛突然孩子似的哭了。

　　革命者的结合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连一个必要的仪式都没有，连一个定情的信物都没有。

　　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夜晚。俩人不近不远地坐着，一直保持着“理智”的距离。王首道突然想到了什么，起身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件用红绸子包裹的物什，一层层地打开，原来是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

　　“喜欢吗？送你的。”王首道来到王泉媛面前，仔细地看了一眼那张漂亮的脸问。

　　“谢谢首长！”王泉媛受宠若惊。

　　“能不能改个称呼啊，咱们已经是夫妻了，这样叫起来多别扭啊。”

　　“怎么个改法啊，我还没有想过，听你的。”

　　“我也没有想好，随你的便吧，只要不叫首长就行了。”

　　“是，首长。”

　　“这把小手枪是我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还有八发子弹，就算是我们的定情物吧。听说你的枪法很不错，想来你一定喜欢，就收下吧。”

　　“可我没有什么送你啊？我们老家有个习俗，新娘要给新郎送上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的布鞋，穿上这双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亲人的身边来……”王泉媛含情脉脉地表达了心意。

　　“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层底，我也不会离开你，即使暂时离开了，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身边来。”

　　情未尽，夜未央，军号已吹响，部队要出发。

　　王泉媛那不争气的眼泪再一次涌出眼眶。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多保重！”

　　半年后的一天，王泉媛随卫生部来到两河口，部队刚刚安营扎寨，通讯员来了，任务是接王泉媛到首长的住地见个面。王泉媛喜出望外，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王首道早早地站在自己居住的木楼前迎候，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向木楼走来，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将日思夜想的妻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见亦难，别亦难。天亮了，王首道又把王泉媛送回卫生部驻地。

　　行军路上，两个人虽然能时常碰面，却无法同居。翻过大雪山后，前面是连绵不绝的草地，王首道跟随大部队走了，这一次是长久的别离。

　　祁连山的枪声

　　1936年6月，红军第二、六军团两万余人坚决执行北上抗日的路线，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是年8月，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组建，王泉媛任团长，政委是吴富莲，全团1300多名女战士，她们大多来自四川。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全副武装的娘子军，她们从社会的最底层走来，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下。

　　“姐妹们，我们是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是一支由受剥削受压迫的妇女组成的革命队伍。革命就是为了解放普天下的受苦人，解放我们自己……”队伍出征前，王泉媛作了战前动员。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支刚刚招募来的队伍，王泉媛亦喜亦忧，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2岁，还是个孩子，最大的不到30岁；她们有的是瞒着家庭偷跑出来参加革命的，她们大多数人没有文化，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她们能行军打仗吗？能经受住这艰苦地磨难吗？

　　部队进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向甘肃腹地插去，进入民族地区，到了马步芳的领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部队路过凉山、武威，马家军没放一枪。

　　和平容易使人麻痹，正当红军队伍毫无戒备地向西挺进的当口，风云突变，马家军受蒋介石指使，一场围剿红军的血腥大屠杀从此拉开战幕。

　　是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9军、30军和妇女先锋团陷入重围，此时，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剩下不到5000人，一半以上是伤病员。

　　为了冲出重围，妇女先锋团担起重任，担起阻击马家军装备精良骑兵师的重任。

　　那一仗打得残酷。开战不到一小时，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光了，连身边可以用作武器的石头也扔光了。蝗虫般的马家军骑兵黑压压地向我方阵地扑来，弹尽粮绝的妇女先锋团陷入绝境。

　　再也无法抵抗了，妇女先锋团旗倒人散，全部成了马家军的俘虏。这一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千多名女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谁是你们的长官？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马家军对被俘的女红军一遍又一遍的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最令人不齿的是，他们把被俘的女红军作为战利品分配给马匪的官兵，没有人能逃脱那场灭绝人性的浩劫。王泉媛最终被人出卖，暴露了团长身份。

　　听说抓到了红军女团长，师长马步青兴奋不已，决定亲自审问。连续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泉媛始终没有屈服。

　　马步青怒火中烧，又心生一计，决定将她许配给他手下的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

　　做敌人的姨太太，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最大侮辱，王泉媛死也不能接受。威逼、利诱，马进昌不断地变换手法逼其就范，她只能不断地与敌人巧妙地周旋。“嫁给你可以，可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马进昌见王泉媛低头就范，自鸣得意。“说吧，你有什么要求？”

　　“我手下有个叫王秀英的女兵，是我的贴身人，把她给我找来做丫头。”

　　王秀英是个不到15岁的女孩，听说被俘后被马匪的勤务兵强暴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能把她找到身边来，保护她不再受伤害，眼下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马进昌没有食言，第二天就把王秀英找来送到王泉媛面前。“你提出的条件满足你了，明天成婚！”马进昌下了逼婚令。

　　王泉媛再也没有退路了。那晚，当那个带着满身酒气的魔鬼向她扑来的时候，她用尽全身力气，猛的一脚朝那个男人的裆部踢去，那一脚踢了个正着，马进昌从床上滚下来，抱着下身痛不欲生地在地上号叫。见有机可乘，王泉媛推窗从土楼上跳了下去……最终，在王秀英的帮助下，她们一起逃了出来。

　　一路女扮男装，闯过数不尽的关卡，最后找到了设在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

　　王泉媛带着一颗疲惫的心敲开了“八办”的大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历经磨难痴心寻找组织的经历，她的故事讲完了，给她的却是这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以内的留下，两年以内的审查，三年以上的不收。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三年。这位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从没流过眼泪的女中豪杰，却在自家的大门口伤心痛哭了一场。王泉媛，这位用双脚走完了不止两万五千里的女红军团长，最终没能走到陕北，相反，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饭重返阔别多年的江西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当过敬老院院长，她本来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可“文革”再一次把她推向“革命队伍”的反面：叛变革命，历史不清……揪斗、游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她痛不欲生。她无法忍受这不公平的对待，一次次向组织反映情况，希望能澄清自己的历史。王泉媛没有放弃，她相信严冬总会过去，春天总会到来。

　　六十年后的相逢

　　1982年夏天，冰雪终于融化。在康克清、蔡畅等几位红军老大姐的帮助下，蒙受了半个多世纪冤屈的王泉媛终于恢复了党籍和红军身份。这一天来得太迟了，可它终于还是来了。

　　1995年，王泉媛应全国妇联邀请来北京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准备离京时，她接到通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在京和她会面。听到这个消息，王泉媛顿时泪如泉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是见到了，总算是见到了！那天，她专门到王府井百货商店买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