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程中,许多热血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和理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结成了终身伴侣,留下了一曲曲脍炙人口的红色恋歌。谭震林与田秉秀当年的结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
1938年,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设在安徽繁昌县西南山区的中分村。这里群山环抱,翠竹青松,溪水潺潺,一派江南秀丽景色。
在那戎马的岁月里,作为支队副司令员的谭震林,夜以继日地忙于抗日工作,无心考虑婚姻大事,虽已37岁,但仍孑然一身。
一天,当地特委书记和谭震林聊天,提起一件事:“谭司令,你也该成个家了,总不能当一辈子单身汉呀!”谭震林“哈哈”一笑,回答说:“一天到晚天南海北的打仗,成什么家哟!”特委书记知道谭司令的年龄,有些替他着急,说:“谭司令,你要是看上我们哪个姑娘了,我帮你牵线搭桥。”谭震林摇摇头:“莫提此事,谈些别的吧。”
谭震林不愿提及自己的婚事,是有原因的。原来,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副军长项英就对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刚入伍的还是资历长的,无论什么人,一律不准恋爱结婚,一度还提出过“枪毙恋爱”的过激口号。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1939年。早春二月,周恩来来到新四军军部。他肩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敦促项英贯彻执行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并帮助项英改善同叶挺军长的关系,搞好团结。同时,他对干部的婚姻问题也极为关注,不赞成项英对干部、战士的婚姻恋爱搞“一刀切”,主张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并提出了“285团”的原则,即年龄超过28岁,参加革命满5年,团级以上干部,可以自由恋爱、结婚。
谭震林,这位当年井冈山的特委书记,南征北战的红军名将,现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条件早已超过了“285团”的标准了。
初春的一天,谭震林正在司令部小憩。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姑娘,她身材修长,婷婷玉立,圆脸庞、高鼻梁,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流露出少女特有的神采。灰色的军帽,宽大的军衣,黑色的束腰皮带,密密匝匝的绑腿,显得既威武又俊俏。
谭震林问:“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来人名叫田秉秀(后改名葛慧敏),时任铜陵、繁昌、南陵三县妇女委员会宣传委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谭司令,‘妇抗会’抓到了一个尼姑。”
“尼姑?抓她干什么?只要爱国,共产党对和尚、尼姑还是要保护的呀!”谭震林惊讶地说。
“经过审问,她招供是驻芜湖日军派来的间谍。”
“啊!原来这样。快说说事情的原委。”
于是,田秉秀将抓尼姑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一天,一个党员向她报告,说他家住着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尼姑,新四军三支队有个干部被她的姿色迷住了,经常偷偷地同她来往。田秉秀听了,心想: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住在中分村,无疑对新四军是一个威胁,何况还有一个干部与她打得火热呢。一天,她趁这个女人外出时,查看了她的住处,发现一个盒子里藏着几份手抄的三支队的文件……
“她从哪里抄的文件?”谭震林不禁插了一句。田秉秀不慌不忙地继续说:“我立即向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报告,他命令中分村妇抗会把这个可疑分子抓了起来。在罪证面前,她不得不承认是芜湖日军特工队逼她化装成尼姑,用美色勾引新四军干部,刺探三支队情报的。”
听完田秉秀的汇报,谭震林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对姑娘敏锐的眼力和高度的警觉从内心赞许,从此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谭震林进一步了解到,田秉秀是安徽蒙城县义和乡人。1920年出生于商人家庭,在蚌埠长大。从小聪明伶俐,父母视若掌上明珠。十二三岁的时候,进入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求学。1936年,她还在上海仁济医院雷斯脱实验室学内科的时候,受当地地下党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到杨树浦工人夜校教唱歌曲,讲授抢救伤员的知识。就在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加上她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便毅然投笔从戎。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的帮助下,她化装成一名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香港、广州、汉口、郑州,到达西安,最后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处,在第五区队接受严格的训练。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南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4月,她随军来到皖南,担任繁昌、铜陵、南陵三县妇委会宣传委员,常驻中分村。
作为一个指挥员,谭震林十分赏识这位才貌出众的年轻女战士,心中对她渐渐萌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思。
二
在繁昌、铜陵、南陵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谭震林与田秉秀又一次相见了。这个训练班是中共繁昌、铜陵、南陵中心县委筹办的,田秉秀任副校长兼管教学事务。会前,经田秉秀争取,国民党县长张盂陶决定到会给妇训班赠送锦旗,并特邀谭震林参加开学仪式。
会上,张盂陶在掌声中赠旗后,田秉秀作了富有鼓动性的即席讲话,还当场演唱了抗日歌曲。她那扣人心弦的话语,甜润清脆的歌喉,博得了与会者的赞美,也深深打动了谭震林情思萌动的心。
谭震林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大智大勇,可在情场却不甚高明。这次会后,他为了再次见到意中人,竟然派警卫员去找田秉秀,结果接连碰了好几个钉子。为此,谭震林不免产生了烦恼。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章蕴来到了中分村。章蕴是东南分局妇女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总支书记。人们都亲昵地称她为“章大姐”。这位田秉秀顶头上司的到来,令谭震林喜出望外。两人坐定,谭震林便滔滔不绝地说起妇抗会在抗日工作中的作用,更不时夸赞宣传委员田秉秀。章蕴听出弦外之音,故作神秘地问道:“你看田秉秀怎么样?”
谭震林觉得章蕴似乎猜透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就干脆向她倾吐了自己的隐情,请她当“参谋”。
章蕴笑吟吟地回答:“哎呀,你不说我也猜着了几分。恋爱是人之常情,何况到你这样的年纪。谭司令,你可要主动出击呀。”有了章大姐撑腰,谭震林心里踏实了不少。
青春洋溢的田秉秀,时下正在全身心地举办一期又一期的妇训班。谭震林在战事之余,总要挤时间去妇训班看望学员,询问教学情况,并及时就办好妇训班作出指示。
每逢节日或纪念日,田秉秀为妇抗会编排的文娱节目上演,谭震林只要能抽出时间,都会到现场观看。有一次,演出话剧《卢沟桥事变》,临到开演时,还缺20余枝道具枪。“缺枪,怎么表演?”演员们心急如焚。在场的田秉秀,望了望正在台下指挥部队就座的谭震林,满有把握地说:“没有问题,全包在我身上。”说罢,大步流星地走近谭震林,对他耳语了几句,随即回到台后。不一会儿,20枝枪便送到了后台。演员们拿了真枪,演得特别逼真。演出结束后,谭震林还到后台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勉励演员们继续努力。田秉秀代表演员们向谭震林致谢,深情地说:“谭司令,多亏你给我们解决道具问题,送来了真枪。”谭震林笑呵呵地说:“没关系,我们本是一家人嘛。”
过了几天,谭震林从前线察看敌情地形回到中分村,匆匆吃过晚饭,向田秉秀住地――“三公所”走去。“三公所”门外,他驻足静听,左侧厢房内,传出阵阵清脆悦耳的歌声。他透过玻璃窗,只见田秉秀正挥舞两臂,指挥满屋的姑娘、小伙子唱歌。当他跨进屋时,大家众口一词地拉他唱歌。谭震林不会唱歌,倒喜欢吹口琴。见大家拉歌,他只好以琴代歌,吹奏了一曲当时十分流行的《游击队之歌》。琴声激越,旋律明快,姑娘、小伙子们乐不可支。当他们知道谭司令找田秉秀有事时,便都知趣地悄悄离去了。
“谭司令,你找我有事吗?”田秉秀天真地问。
“听说你嗓子嘶哑,特地来看看你。”谭震林本来不知道她的嗓子有病,只是被她这么一问,只得随机应变,借题发挥:“田同志,你工作总得有个节制呀,不能整天没完没了地忙呀,说呀,唱呀,要学会爱护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谭震林学中分村青年的习惯,第一次称田秉秀为“田同志”。
情窦初开的田秉秀,对称谓特别敏感、警觉。她想到村里的年轻人称她“田大姐”,那是对她敬重,年纪大的人称她“田同志”,那体现了一种庄重,邻居称她“秉秀”,那是亲切;今天谭司令称她“田同志”,她感到好像一种特别的意味,但又不敢想得那么复杂,只想也许是首长对战士关心吧。
她于是在嗓子嘶哑的问题上展开了话题:“谭司令,村上的几位大嫂送来鸡蛋、香油,说是可以治疗喉哑,这些东西该不该收?”
“收下,你应该全部收下。”谭震林语气坚定。
“那群众纪律呢?”田秉秀有些犹豫不决。
“买卖公平,照价付钱。”谭震林壮她的胆,又说了些安慰的话,便告辞了。
打这以后,田秉秀心里很不平静,她感到自己与谭震林之间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每逢见到他,她都以少女敏感的目光打量他:他个子偏矮,身材精瘦,但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老练成熟,豁达大度,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她还从有关资料中获悉:谭震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有超人的气魄和军事才能,但从不骄矜自傲,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口才非凡,作报告不用讲稿,见解独到,语言娓娓动人,听他的报告,能在轻松愉快中受到深刻的教益和鼓舞。这种文韬武略之才,确是她所敬重和向往的。但当章蕴向她转达谭震林对她的爱慕之意时,她却默默无语,内心充满矛盾,她需要他这样的良师益友,但是她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愿过早恋爱、结婚,她要在抗日工作中干出一番事业。
谭震林一次生病的时候,章大姐劝田秉秀作为一般同志去看望他。田秉秀去了。她坐在病床边,安慰他好好养病。两人倾心地谈着,谭震林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坦诚地倾吐出自己的心思:“田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我愿我们结为终身伴侣。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感情上能互相体贴,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对我们的事业都有好处。当然,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不会使你为难。强扭的瓜不甜嘛!请相信我对你的一片赤诚之心。”
“这……我还没有考虑好。”田秉秀羞赧地低下头,圆圆的脸蛋泛起一抹红晕。
“是啊,终身大事,应该深思熟虑。”谭震林深情地望着田秉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几位要好的同事被请到谭震林住的老乡家中吃晚饭,饭刚吃完,就有人出主意了:“谭司令,田秉秀同志想和你单独汇报一下思想。”田秉秀还没明白过来,伙伴们呼啦一下全跑出了大门。她刚站起身,门都被关上了,并且外面传来落锁的声音。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田秉秀感到十分难堪,她跌坐在椅子上,呜呜哭出声来。
谭震林安慰她:“你别难过,不要哭。这些人是胡闹、恶作剧。他们以为恋爱结婚也像打歼灭战一样,可以速战速决,其实完全错了,虽然他们出于好意,却是在帮倒忙。门能上锁,心能锁吗?”听到这里,田秉秀停止了哭泣。谭震林再三向她道歉,说让她受了委屈,他感到不安,接着对她掏出心里话:“我对你有好感,你年纪轻轻,办事稳重,干脆利索,有股魄力,好好干,会大有作为。至于恋爱结婚,可要自愿,你不同意,我决不强迫命令。”
经他这么一说,田秉秀心情舒畅多了,她觉得谭震林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们谈谈心,怎么样?”谭震林语气诚恳。“我现在没有心思,我想走。”“大门都锁上了,你怎么走嘛?”“我从窗口走。”说完,田秉秀果真从窗口跳了出去。
三
不久,组织上调田秉秀担任三支队军代表兼谭震林的秘书,田秉秀跟谭震林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她发现谭震林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照顾她,对她的工作也给予热情有力的支持。她还觉察到,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经常忍受痢疾、咯血、疥疮、盗汗等多种疾病的折磨,却仍忘我地工作、战斗,他是多么需要一位知心的伴侣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啊!每当想到这些,田秉秀那白皙的面庞上便泛起阵阵红晕,心中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她从心底里深深爱上了这位工农出身的将军。从此,他们的交往更密切了。
一天,田秉秀又来到谭震林住地。谭震林从军衣口袋里摸出一枚精致闪光的银质纪念章,把它别在田秉秀的胸前。田秉秀腑首看着,只见中间镶嵌着一个鲜艳的红五角星,两边各有两个字:“抗日”、“救国”。她抬起头。两人四道热灼灼的目光碰撞在一起,一股幸福的热流在各自的身上奔涌。“震林,”她终于第一次这样称呼他,“这枚纪念章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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