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杭是红旗不倒的最坚强的革命堡垒一、上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两次入闽，特别是5月的第二次入闽，三打龙岩城，消灭地方军阀陈国辉后，初步开辟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此后，由于上杭古田、蛟洋一带党组织、群众基础好，再加上有利的地理条件，中共闽西特委把机关驻地设在苏家坡，这样，从1929年7月至1930年初，半年多的时间里，闽西根据地早期的领导中心设在上杭境内，并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闽西“一大”，粉碎了国民党的三省“会剿”，开创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完成了80多万人口地区的分田任务，从而奠定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基础，上杭也为闽西苏区的创建和巩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上杭二十多年红旗不倒闽西革命斗争红旗不倒有三个显著的标志，这三个标志在上杭表现尤为突出，这就是：

　　（一）上杭党的组织长期存在，党的红旗始终不倒。上杭自1926年12月建立党组织，1928年3月成立县委，以后直至全国解放，20多年时间里，党的县级领导机关长期存在（尽管各个时期名称不同），有的支部也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如古田镇大源村，所以，党的红旗始终不倒。

　　（二）上杭武装斗争长期坚持。在苏区时期，上杭是闽西根据地的基本区域。三年游击战争以后，上杭也始终是闽西革命斗争的中心区域。

　　（三）上杭部分地区长期保留土地革命斗争果实。上杭的古蛟、白砂的保田斗争与龙岩、永定的保田斗争相比有特殊性，在全国也是个特例。

　　古蛟地区的土地能够保留下来是因为傅柏翠这个特殊的人物。傅柏翠与共产党分手后，武装割据古蛟区的41个乡村，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不共不国”的“独立小王国”。在这里，他以“仍旧维持分田制度，采用更为公平的办法”为号召，参照十九路军的“计口授田”的政策，又对原来苏维埃时期的分田做法作了改良，形成了古蛟地区独有的土地政策。这是一套脱胎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却又表现为“非共非国”面貌的土地政策。它实际上仍然维持着苏维埃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这一分田制度能在夹缝中保存下来，坚持到全国解放，是因为傅柏翠长期成了国民党上层争取、利用的重要对象。尽管逃亡在外及邻乡的地主不断控告，但几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拉他，国民党南京政府也拉他。1936年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为了拉拢傅柏翠，特许在古蛟地区保留分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列册批准，确定产业权。古蛟地区的分田制度做到“相对的平均，每口大体可以分得2~3亩田地，农民吃饭决无问题”，因而受到古蛟地区各界群众的欢迎，人民也基本上能安居乐业。

　　白砂区在苏区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分了田。1933年红军撤离苏区后，由于受毗邻的古蛟区的影响，白砂农民自发联合起来开展保田斗争，地主、佃农双方剑拔驽张，几乎酿成械斗。这种紧张局面延续了多年，到1941年冬，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在白砂设立“土地管理委员会”搞所谓“地政实验乡”，按户登记所耕土地，以区为单位按每人分地1.3亩，在原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调整。由于地权归公（名义上属国有），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公（国）家的佃农，所耕的土地都叫做“永佃耕地”（又称“永耕地”）。通过这一办法，地主豪绅虽然占去了一部分土地，但苏维埃时期分给贫苦农民的土地，仍有80%保存了下来，保田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上杭进行土地改革时，认定“古蛟地区和白砂等地在共产党的革命武装和当地农民共同奋斗、坚持斗争下，保持了土地的革命果实”，“保留果实地区约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十七”。计有耕地面积约8.5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近20%。上杭保田的区域占闽西保田总面积的1/3以上。

　　上杭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由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上杭都是处在革命的中心区域，上杭人民为此也付出了最大的代价，现已查实的有名有姓的在册烈士5904人，在全市占第二位。如果加上没有留下名字的烈士应在1万以上。为了支援革命，上杭被绝灭的户数10791户、被杀害的群众5286人、被抓走的人口10172人、饥饿疾病死亡人口71250人、被抢杀的耕牛14116头、荒芜的土地53063亩，都占全市各县（市、区）之首，从这也可看出上杭老苏区被敌人摧残的程度最厉害。上杭不愧是烈士的故乡、英雄的故乡。

　　上杭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早实践基地之一一、上杭是毛泽东思想建树最多的地方毛泽东在建国前理论建树最多的有三个地方：闽西、延安、西柏坡。他在闽西理论建树最多的地方是上杭。他在这里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两篇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志性的文章，此外，他说过1929年下半年在闽西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的短文，之后又于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改写了这篇短文，题名《调查工作》。而1929年下半年毛泽东也主要是在上杭活动。所以，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过程中的三篇重要著作都在上杭写作，上杭也就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发祥地。

　　由于毛泽东在上杭完成几篇重要著作，这里也就成为建党建军纲领的诞生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确立地，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建地。

　　上杭是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

　　（一）上杭是全市参加红军人数最多、将军最多的县份。据不完全统计，上杭在苏区时期参加红军及外出做革命工作的达15000人，占全县红色区域人口的7.07%，这在闽西苏区算第一，是扩大红军的模范县。最典型的是上杭才溪乡15~55岁的青壮年男子中，有80%以上参加红军或革命工作。由此，上杭在建国后被授予将军军衔的有27位将军，在福建占第一，在全国排第11位。此外，上杭还有省（军）级人员20多人，可谓人才辈出。

　　（二）上杭的古田是建军路线的形成地，是军魂的锻铸地，古田会议成为中国红军完成创建的标志，人民军队正式从这里走来。

　　上杭在中央苏区执政建设中率先发挥作用一、上杭是党的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土地革命运动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总结井冈山、赣南，特别是闽西的土地革命斗争实践经验，逐渐确立并完善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在确立和完善党的土地革命政纲的过程中，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勇于探索，创造了对于中国土地革命有着重要意义的经验。毛泽东为此赞扬“闽西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最好”。

　　非常有趣的是，闽西人民所总结、创造土地革命经验的两次重要会议都在上杭召开，而创造经验的地方都不是在上杭。这两次会议，一次是1929年7月在上杭蛟洋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较之过去党所制订的土地政策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方面是：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 “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一次是1930年6月在上杭南阳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又称南阳会议），这次会议为了解决分田过程中质量不均的问题，又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这条重要原则。

　　这些重要的土地政策，在以后各苏区的土地革命中得到推广和运用，对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因而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上杭也成为我党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地。

　　上杭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中创造了许多第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杭苏区人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中央苏区许多第一。如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互助组织——才溪劳动合作社。1930年6月，毛泽东在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了关于组织耕田队汇报后，十分高兴，给予热情的支持，并指出：耕田队很好，但光是优待红军家属还不够，革命群众应团结起来闹革命，组织起来搞生产，耕田队是不是提高一步叫互助社。1931年夏季，才溪人民首次创办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劳动合作社（以后通称劳动互助社），成为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源地。劳动互助社是土地和生产资料仍归私有，是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组织，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正确处理劳动多的农民和劳动少的农民之间在经济上的关系，使双方有利，不致吃亏。

　　又如：上杭苏区创办的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都是闽西苏区最早的，后来也推广到中央苏区，在发展苏区经济、保障苏区的军需民用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此外，上杭苏区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经济封锁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上杭创建了全国苏区“第一模范区”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上杭才溪这个地方，先后于1930年6月、1932年6月、1933年11月三次深入才溪作调查。

　　才溪这个先进典型是1932年7月方方担任中共上杭中心县委书记兼杭永岩游击队政委后树立的。当初是扩大红军工作做得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接二连三地报道后逐步美名远扬的。

　　毛泽东总结才溪乡的成绩和先进经验，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在苏维埃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提供的先进经验。主要是：乡苏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全乡的重大问题由村代表主任召集代表开会研究决定，代表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使群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政权之下。

　　二是扩大红军的成绩和经验。当时，才溪占总人口将近2/3的人参加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才溪扩红成绩好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