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在长征路上英勇牺牲，距今四十五年了。我们这些跟着他的足迹走过来的人，每每想起这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贡献一切的先行者，敬慕之情便油然而生。
    吴焕先同志是湖北省黄安县紫云区四角曹门人。生于１９０７年旧历６月２２日。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黄安县县委书记、红七十三师政治委员和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政治委员。

　　组建红二十五军

　　１９２４年，焕先在麻城蚕业学校读书，放寒假的时候，他带回家一张马克思的画像贴在香案上。父亲很生气，斥责他说：“这是敬祖宗的地方！”焕先说：“他是革命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个新社会来！”父子俩为这事还吵了一架。焕先的三叔期望他念完了洋学堂，将来混上一官半职，自己也能沾点光，主动上门送学费。可他没料到，焕先毕业后，１９２６年，在党的领导下，就搞起农民运动。一些被清算的土豪劣绅，对焕先恨之入骨。有一天，恶霸方晓亭带着地方民团，把他父亲、哥哥、嫂子、弟弟，在家的六口人，全给杀害了。焕先回来，看见母亲和弟弟伏在六位亲人的遗体旁边哭得死去活来，自己也悲痛万分。他擦去了眼泪，对母亲说：“妈妈，你们快走吧 ，只有打倒军阀、地主阶级，劳苦大众才会有家，才会有活路！”为了避免母亲再遭杀害，劝说她丢开了家业，到外乡投亲靠友。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吴焕先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得有自己的武装。第二天，他就组织农会的骨干分子，在他家门口架起２０盘铁匠炉，连夜赶制鱼叉、大刀、梭标。他们奇袭民团，打监卡、乡公所。农民武装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１９０人发展到三千多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了。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们向封建地主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冲击。１９２７年的“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了革命，陈独秀搞投降路线。但黄麻地区的党组织抓住枪杆子不放手，一支枪也没让缴去。５月间，光山县柴山堡大土豪陈日辉带着一万多人的反动红枪会，向吴焕先领导的农民武装扑来。在木城寨血战了七昼夜，革命的武装打败了反革命武装。８月，吴焕先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又主动配合麻城农民自卫军打败了恶霸头子王芝庭的反动武装，活捉了王芝庭。这一连串的胜利，震撼了鄂东北的封建统治。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更加提高，吴焕先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名字在广大人民中间更加响亮地传开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举行了著名的黄（安）麻（城）武装起义，吴焕先同志是领导人之一。此后，革命形势时起时落。到１９３２年初，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政权和红军大大发展起来了。可惜的是，张国焘极力推行错误路线，先“左”后右，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惊惶失措地带着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去了。此后，敌人并没有减轻对根据地的压力，仍然集中十五个师的兵力反复清剿鄂豫皖根据地。这时，几乎村村都遭到血洗，房屋在火光中变成废墟；成百成千的老弱妇幼被集体枪杀。几千名青年妇女被装上汽车送往河南、武汉贩卖了。在这严重的形势下，鄂豫皖地区多么需要有个统一领导啊！多么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坚持斗争哪！这时，担任鄂东北游击司令的吴焕先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了。他找到省委书记沈泽民、郑位三等同志，建议迅速把分散的红军、游击队、伤病员集中起来，组建红二十五军。省委做出了组建红二十五军的决定，任命吴焕先同志为军长，王平章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在很短时间之内，吴焕先同志就把军部、两个师、五个团、两个特务营，全部组建起来了。他亲自到各师、团，到各个连队给干部、战士讲话。他说：鄂豫皖根据地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丢，大别山的红旗不能倒！战则存，不战则亡，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
    全军刚组建不久，吴焕先等同志就指挥部队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在郭家河子将敌人一○四旅全部歼灭，俘敌两千余名，缴获长短枪两千多支，而我们自己才伤亡几十人；在潘家河子歼灭敌人一个整团；接着，又在杨泗寨歼敌三百多。三战三捷，军威大振，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全军指战员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指挥才能出众的军长，而无比兴奋。

　　官兵爱戴的卓越领导者

　　１９３３年４月，除地方武装外，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被敌人摧毁的鄂东北苏区，又逐渐恢复了一大片。但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省委负责人冒然决定攻打敌人据点七里坪。结果，红二十五军损失过半，敌人也更加疯狂起来。
    １９３３年夏到１９３４年秋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刻。皖西和鄂东北被分割开，而鄂东北敌军更多，处境更险恶。吴焕先同志始终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同志们见到他就觉得有力量！吴焕先同志经常到部队、战士中间讲全国革命形势，讲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讲得战士喜笑颜开。焕先同志非常关心伤员，因为没有药，他和医务人员研究，用山涧水洗伤，用南瓜瓤子敷伤口。有一次，警卫员见他脸浮肿了，用小锅给他熬了一点稀粥，他端着小锅，送给伤员吃。
    焕先同志公而忘私的精神，还表现在家庭问题上。有一天，焕先同志的母亲讨饭到军部驻地，被警卫员发现。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母子相逢，是多么不易的事啊！有的同志提议，让他母亲暂时留在军部。焕先同志又怎忍心让自己的母亲到处乞讨？但在当时的险恶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母亲又何止万千呢？母亲知道部队处境非常艰难，她见了儿子一面，说了几句话，就咬着牙悄悄地走了。从此，他们母子再也没有见面。过了些天，焕先的妻子听说部队断粮了，背着自己从外县讨来的几十斤米和十几个鸡蛋，给部队送来了。焕先让警卫员把粮食和鸡蛋都送给伤病员。妻子走后没几天，就饿死了，听到这个信息，同志们都流了泪。
    当时，一个连队只有十几发子弹，这怎能消灭敌人呢？战士们经常为这事焦虑。有一天，焕先带领部队打了个埋伏，发挥近战特长，只用二十几分钟，就全歼敌人两个连，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粮食。人有吃的，枪也有打的了，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胜利。
    在战斗中，焕先同志总是亲临火线，退却时，又常常走在后头。那年冬天，焕先同志带全军主力在鄂东北被四个团的敌人包围在仰天窝一座山上。我们弹药已经打光了，只能用大刀、刺刀和敌人搏斗。恶毒的敌人放火烧山，我军陷入浓烟烈火之中。焕先同志镇静地把指挥员找来，将突围方向、时间、集合地点作了安排，随后，亲自带一个排占领了一个高地，掩护部队突围。成群的敌人向高地扑来，战士们同敌人滚打在一起。两个敌兵抓住吴焕先同志的大衣领子，喊叫着：“缴枪，缴枪！”焕先同志用力一甩，一个敌兵把焕先身上的钱袋子（那时每个干部都保存一些公款）撕碎了，白花花的银元撒落一地，两个敌兵便拚命地抢。警卫员廖辉和几个战士都机智地扯开自己身上的钱袋子。见钱眼红的敌兵为抢银元，互相撕打起来了，吴焕先同志乘机带领全排战士向山下冲去。次日早晨，全军干部战士见到衣着单薄的吴军长时，一个个满脸热泪，有的伤员也拄着棍子拥到他的身边，听他讲话。大家亲身感受到：哪里危险吴军长就出现在哪里。他一出现，常常是化险为夷，转败为胜。焕先同志听到部队的战斗报告，也很激动。敌情如此严重，斗争这样艰苦，却没有逃亡，没有掉队。他十分高兴地说：这次突围的胜利，证明我们每个同志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都是革命的火种！有这样的火种，红军就会发展、壮大！听了焕先同志的讲话，全军上下勇气倍增，斗志更旺。
    压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身上的不光是敌人的疯狂进攻，同时还有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从内部来的摧残。特别是在七里坪战役过程中，肃反的扩大化，弄得人心惶惶。吴焕先同志从实践中逐步看清了它的危害，扭转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有一次突围时，焕先同志发现一个被绳子捆绑的人，一直跟着部队从敌人包围圈冲出来了。他一了解：原来这人是前几天肃反“肃”出来的“反革命”。焕先同志气愤地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亲自给那个同志解开了绳子。又一次，焕先同志到七十三师布置战斗任务，忽然听见隔壁房间有哭声，他过去一看：是一个１４岁的红小鬼在委屈地哭着，原来他被打成“改组派”了。焕先同志批评了逼供信的倾向，立时把那个小鬼领出来，还留在自己身边工作。郭述申同志当时是皖西北道委书记，曾因为反对轻信口供，反对杀害两个师的干部，被定为“右倾”，撤了职；后来，负责肃反的人又说他是反革命，要处决，想让焕先同志表态赞同，焕先当时就给顶了回去。那人不甘心，又找徐海东，海东同志拍了桌子，说：“郭述申是反革命，我们都是！”这样，郭述申同志才未被“肃”掉。吴焕先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保护了不少同志。这使红二十五军全体同志能够在艰苦的斗争中风雨同舟，英勇奋斗。
    七里坪战役之后，吴焕先和徐海东各带一支部队，在皖西和鄂东北战斗达半年之久。１９３４年４月，两支部队在商城县东南豹子岩又会合了。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月里，战友相逢，分外亲热，这天夜里，两人整整谈了一宿，谈胜利，也谈失败，谈到七里坪战役中损失那么多同志时，都感到教训太沉痛了。最后，焕先同志说：要从血里找出新的路子、新的斗争策略来！
    不久，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确定：吴焕先改任政治委员，徐海东同志改任军长。焕先和海东在会上提出：今后红军和游击队的行动要“灵活，慎重，不要机械”；作战方针要从实际出发，“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又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敌人总兵力共八十多个团。焕先同志坚信红二十五军是在残酷的战争中锤打出来的，不会被优势敌人打垮，问题是如何以小的代价战败东北军。他亲自找从敌占区来的商贩谈话，亲自审讯俘虏，对东北军作了细致地调查研究：东北军装备强，但他们来鄂豫皖是人生地不熟，又不善于山地作战；不少官兵思乡怀土，不愿打内战，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焕先同志给干部们做了报告，要求除军事上坚决打击之外，必须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政治瓦解。他召开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制定《哗变士兵优待条例》，组织“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要求部队一定要遵守俘虏政策，彻底纠正张国焘时期虐待俘虏的错误倾向，根据东北军的情况，战场喊什么话，他都具体地做了交代。
    ７月１７日，在罗山县长岭岗，东北军一一五师三个团向我进逼。我军已准备转移，但掩护部队一打，敌军就仓皇后退。于是，军的领导立即改变决心，组织部队对敌发起猛攻。战士们边冲锋边高声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的弟兄不要上老蒋的当！”“枪口对外！”在军事压力与政治瓦解之下，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敌师长见势不妙，带一部人逃了命。我军俘虏敌团长以下近三千人，光机枪就缴获六十多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长岭岗战斗之后，为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和解决部队的物资困难，打开了罗田县城，缴获甚丰。但在进攻英山城时，发现敌人增加了兵力，而且碉堡坚固，设防严密，如果冒险硬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焕先同海东商量：要接受七里坪战斗的教训，要机动灵活，敌变我变。于是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英山，改为奔袭太湖县城。太湖是敌人的后方，防守薄弱，远距奔袭，出其不意，胜利把握大；太湖城，距安徽省安庆较近，物资丰富，攻克后，政治影响会更大。为了达到奔袭的目的，留下一支小部队佯攻英山，主力昼夜兼程，连续行军二百多华里。战士们不了解情况，有些埋怨情绪，焕先同志在行军行列里跑前跑后，边走边做战斗动员。他风趣地说：“同志们，东北军给咱们换了装备，可是目前还是缺吃少穿，英山的敌人又不肯给我们，可太湖的县太爷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大家愿不愿意去领啊？愿意领，就不能怕脚板疼！”焕先同志的讲话富有鼓动性。掉队的同志听说吴政委在前面讲话，拄着棍也要赶上去。这天夜里，各部队都提前到达了。当敌人的眼睛还在紧张地盯着英山的时候，我军已攻占了太湖，全歼守敌，缴获了大批布匹、药品、粮食和武器弹药。记得当时，全军每人都发到一把雨伞，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还把许多粮食、衣物、食盐分给城内外的人民群众了。敌人慌了手脚，赶忙调回一部分“围剿”部队来防守后方。
    吴焕先同志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但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胜仗和败仗中找出经验教训，找出新的斗争策略，所以，他很快成为大家爱戴的军政双全的卓越领导人。他的名字和形象已形成一种力量，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群情激奋。

　　进军鄂豫陕边界

　　１９３４年９月，程子华同志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向鄂豫陕边界进军，去创建新的根据地。确定留下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带部分游击队坚持根据地。于是，当年１１月，在省委领导下，我们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实践证明，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在陕南也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陕北时红二十五军由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余人。
    焕先同志很讲斗争策略，在我军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河南地界时，到处是寨子，都由民团和地主武装把守，阻拦我们。这时，我军为了避免冲突，用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派人和那些地方武装谈判，要求借路通过，互不侵犯。结果那些地方武装让开大路，甚至让我们从寨子中间通过。缩短了行军时间，避免了损失。
    吴焕先同志治军是很严正的，他对损害革命的行为深恶痛绝。１９３４年１１月，我军长征到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的追堵。由于寒流降临，气候突变，雨雪交加，在跟敌人遭遇时，战士们的手指都冻僵了。敌人发起猛攻，并从两翼包抄而来，情况十分危急。有个贪生怕死的参谋主任，骑着一头大黑骡子，仓惶奔逃，大喊大叫：“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过不去了，各自逃命吧！”一霎之间，少部分部队出现不稳情况。在这紧急关头，吴焕先同志赶到现场，从警卫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站在高处，厉声喊道：“站住，冲上去顶住敌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战士们冲入敌群，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终于顶住了敌人。第二天我军转移新地区时，吴焕先同志把部队集合起来，表彰了作战勇敢的同志，痛斥了参谋主任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并代表军的领导做了立即枪决的宣判。这一宣判赢得同志们热烈拥护，也使全军指战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战场纪律教育。
    我军且战且走，敌军紧追不放，在过拐河时，焕先同志指定韩先楚同志率领队伍抢占河边的一个寨子。当这个部队接近寨子的东南角时，敌军也从另一条路上奔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的手榴弹、长短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这是长征路上危险的一步，若不是焕先同志深谋远虑派部队控制河边的寨子，我们这支疲惫不堪的远征军，是难以在敌步、骑兵的追击下安全过河的。